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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八九六四對中國的影響──六四30周年紀念系列之一

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八九民運領袖前不久,華人民主書院與香港支聯會在台北聯合舉辦了大規模的六四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此之前我也應邀到德國、英國、加拿大等地參與八九六四問題的討論。在美國,相關的紀念活動更多。為什麼西方社會如此關注中國30年前發生的一個歷史事件?這絕不僅僅是30年這個數字導致的,更重要的是,回顧30年前的那兩個重大歷史事件(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今天的中國。而在中國的崛起已經構成對西方國家的挑戰的今天,這樣的清楚認識更顯得非常必要,甚至迫切。一點題外話就是:西方國家面對中國的挑戰之後,已經認識到了重新認識中國,檢討過去對華政策的必要性,從白宮決策圈到民間智庫,從媒體到大學,都在進行相關討論;而台灣面對來自中共的威脅和挑戰,比西方國家更為嚴峻,但是,對中國問題的關切,以及對八九六四30周年的關心程度,都遠遠不如西方國家。這種冷漠對嗎?它的根源是什麼?要不要改變?這些留給台灣的讀者自己思考。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1989年發生的民主運動和隨後的血腥鎮壓對後來中國的發展產生的主要影響。1989年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分水嶺。1989年之前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從很多方面看都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而1990年代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呈現出三個迥異於過去的特點。我認為,這些特點都是跟1989年當局對人民的民主訴求暴力鎮壓的直接後果,這些後果,當然也會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發展走向。第一個特點,就是經濟至上論的盛行。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戰亂和暴力衝突成了社會的主軸;中共建政以後,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是以階級鬥爭為發展重點。即使到了鄧小平執政時期,政治改革還是具有足以與經濟改革相提並論的地位。中國百多年來的發展,只有1989年以後,完全單一軸線進行那就是經濟發展壓倒一切。舉凡政策制定,乃至價值判斷,都以經濟邏輯作為基礎。這樣的特點導致中國非均衡發展,而非均衡發展的結果,就是社會越來越不穩定。這種唯經濟發展至上的社會發展狀況,直接的原因,就是1989年鎮壓之後,不僅民間關於政治改革的能量被完全壓抑,政府方面也因為驚弓之鳥的心態,而再也不敢觸碰政治議題。第二個特點,就是人民,尤其是精英集團的集體放棄心理。1989年之前,從知識份子到市民階層,普遍還有對於國家發展予以關注的興趣,也願意為了國家和社會的事情表達看法。大學生之所以走上街頭,正是這樣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集體形態導致的。而1989年的血腥鎮壓,以及之後政權的惡性發展,都使得國家與社會越來越疏遠,人民普遍陷入政治冷漠之中,精英階層把興趣點從國家發展轉移到個人利益上。這樣的普遍的放棄形體,也是鴉片戰爭之後少有的。而這樣的集體心態的發生,當然也是與國家暴力的潛力壓制有關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社會的道德和倫理出現大滑坡,一些屬於常識性的基本道德和倫理標準,已經被公共討論所放棄。類似於「為了經濟發展殺20萬人是值得的」之中超越了人性底線的觀點,居然也可以被某種程度上接受,種種玩世不恭的心態和觀點盛行一時。這種狀況的發生,也是1989年鎮壓的後果之一。因為,當理想主義碰壁之後,最有可能出現的就是犬儒主義,就是自暴自棄的社會心態。上述這三個1990年之後,中國呈現出的新的特點,深刻地影響著今天中國的發展以及未來的可能性。沒有八九六四,就沒有今天的中國。不了解八九六四,就不容易看清今天中國的很多問題。這,就是紀念六四的意義所在。


1990年代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呈現出三個迥異於過去的特點,這些特點都是跟1989年當局對人民的民主訴求暴力鎮壓的直接後果。資料照片/翻攝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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