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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香港處處留回憶足印 港婦:堅持到走不動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碧街、赤泥坪村、香港大學等,在各界眼中平凡的街道和公園,在1989年至2019年間,經歷過不同事件,留下眾人的足印、汗水、眼淚,成為許多港人的六四回憶空間。香港《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曾參與港人營救中國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赤泥坪村是他們藏身地之一,但他感嘆民運人士原以為很快回國,未料流亡,「人生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了」。香港婦人少玲30年來,每年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風雨不改,「我會一直來,直至走不動。」維園 風吹不熄燭光
少玲30年來,每年風雨不改,一定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1989年在維園靜坐,那時支聯會剛成立,我就跑去當義工,幫忙佈置、籌款等,那時一腔熱血,只要做得到的都會做!」那年少玲40歲,加入支聯會做義工,轉眼30年,現在已沒有當義工,但維園這個地方,依然準時每年6月4日召喚著她,「想當年有30架流動籌款車,我們站在維園入口大聲拿麥克風喊,還會自己寫橫額,數十呎的長布,用拖把來寫」。每年都站在同一個足球場內,桃花尚且依舊,但人面早已全非,少玲說自己是舊式人,六四是一個包袱,沒法輕言放棄,「我會一直來,直至自己再走不動」。這種堅持,為一個平凡的公園賦予另一種意義。少玲家住九龍,若非燭光集會,維園對她來說,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公園,而這一點燭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只能在此出現,「一日有維園,一日都還有平反的希望」。燭光在她眼中是珍寶,近年卻有不少人認為是行禮如儀,亦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口號,少玲反問:「不是每年也去春秋二祭嗎?會否因為儀式年年相同而不去?」對她來說,每年來到維園參加集會是祭亡魂,更是一種身教,當年帶着兒女,現在帶著孫女,「讓她知道有這段歷史,若她看到了平反的一天,維園就成為了歷史的里程碑」。赤泥坪 改寫黃雀命運
20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直至2011年已故前香港民主黨黨鞭及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在自傳寫下出處,「黃雀行動」出自曹植的《野田黃雀行》,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營救。救出來的黃雀,今天已散落世界各地,香港作為中轉站,有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開始時,營救的情況很亂,八仙過海各有各救,直至岑建勳統一做,我們這些就算是散兵游勇。」《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說。1989年,民運人士被秘密營救、運送到香港,再轉至海外,劉達文是參與者之一,七年前更著書《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記下行動過程。當年被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少被安置於「安全屋」,再聯絡各國大使館安排接收。他憶述,當年的安全屋分散遍佈港九新界,馬料水赤泥坪村、西貢匡湖居、銅鑼灣某賓館、上水金錢村等,「初時比較高成本,安排他們住酒店,但後來規模越來越大,救出很多人,就安排他們住安全屋,一直到九七回歸前,最後一批離開」。歷時八年的拯救行動,最終救出700多人,「比較重要的人住酒店,不讓他們上街。其他住在赤泥坪村等,有些可以出外走動」。除了為人熟悉的吾爾開希、 嚴家褀(原名嚴家其)等,被營救的更多是參與過或支持過八九民運的人,例如教師、知識分子、學生、工運領袖、商人,甚至連公安亦有,而且不少被安排住赤泥坪村安全屋內,「有些人以為幾年後大陸會變天,到時就能回去,但最終還是要流亡,人生的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了」。在這條安靜的小村中,曾經住著滿腔熱情卻窮途末路的青年。回歸22年後的今天,這個曾經作為安全屋的地方,依舊安全嗎?■碧街 消失了的事變
1989年6月7日,支聯會預計150萬人參加的「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集會胎死腹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那夜凌晨,一群人在彌敦道及碧街交界燒車、丟擲玻璃、破壞店舖,警方到場施放催淚彈鎮壓。事件引起支聯會內部激烈討論,有人說該批暴徒是中共安排搞事,也有說黑手是港英政府,當晚不少人被拘捕,但警方從來沒公佈是什麼人,據聞支聯會怕出現更大規模的暴動,所以取消三罷及集會。之後,再沒有人提起碧街以及那夜發生的事情。直至4年前,「活化廳」創辦人李俊峰和藝術家盧樂謙策劃了一場《碧街事變》街頭劇,讓傳說得以重見天日。搜集關於那個晚上的資料時,他們發現這件事實在有太多耐人尋味之處,「是江湖人士奉命來搞事?他們受什麼人指使?六四前後,整個社會都有很強的動員能力,但偏偏因為這個神秘的暴動而中斷了,頓失方向」。編寫劇本時,他們在碧街的店舖搜集口述故事,盧樂謙說:「有位在麻將館的盯場大哥說記得有人丟擲垃圾桶、撞鐵閘想搶劫,店舖要提早關門,還曾開門讓受傷的人入店暫避。」李俊峰認為對於支聯會來說,這是一個瘡疤,「責怪當然容易,但要處理一個150萬人的集會,就要冷靜,如果怪他們放棄,倒不如想想為何要靠支聯會動員?」關於「大台」和社會動員的討論,到了今天依然值得參考。一次碧街事變,是一場有劇本的鬧劇,抑或是悲憤激發的躁動?謎底會有被解開的一天嗎?港大 豎立國殤之柱
從港鐵站步出,走到橋的盡頭,往中庭望下去,就能看見橙色的國殤之柱。1997年的六四集會後,港大學生會決定護送這件雕塑品到校內,卻在學校門口與保安僵持,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憶述當年的情況說道,「那時已凌晨,我們差不多500個同學和市民在路口,有人報了警,我們在校門圍成人牆,跟警察對峙,最後警方以大學是私人地方為由,不便干涉學校事務,我們便順利把國殤之柱送入校園」。搬到港大前,雕塑曾於各間大學巡迴展出,最終落戶港大,王振星早跟校方周旋,當年正值回歸前,社會氣氛處於低壓,人們擔心那年會是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王說校方一直以建築結構及技術理由阻止他們擺放國殤之柱,而現在擺放的位置,正是當時港大每年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刻在國殤之柱上,那些扭曲的身軀和面容,象徵屠城死傷者,能夠繼續豎立校內,王振星認為意義重大,「我們有說出真相的責任,在這個不斷自我審查的年代,真相尤其重要。國殤之柱代表著言論自由,是一個我們不能忘記的標記」。中大 民主女神屹立
2010年5月,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沒收,引起社會關注,至6月3日特區政府「釋放」女神像並於六四集會展示,當晚由2000多名中大師生及市民運送至中大,一直擺放至今。
中聯辦 示威干預升級
看着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長毛」梁國雄、社運人士古思堯肩上抬著的黑色棺材,人們只當是奇觀,長毛說,此舉源於1989年6月2日北京民運人士被軍車撞死,當時有人提出抬死者棺材遊行,「但當然,未成事就發生了鎮壓事件」。每年六四大遊行,他們抬著棺材,跟着遊行隊伍走,回歸前會走到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舊址,回歸後有時會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或西環中聯辦。每次抬棺材,長毛所受的「待遇」都不同,回歸前遊行去新華社,他說警察處理手法比較寬鬆,「港英時代多數沒有阻撓,會把新華社外的馬路封了讓我們走過去,回歸後明顯緊張了」。不只是處理手法,就連空間亦大不同,現時中聯辦門口建了一大花圃,寬闊的行人道變成窄長小路,目的昭然若揭。「警察有時會讓我們放下棺材,亦試過搶和毀壞棺材,甚至拘捕」。長毛認為警察行動有所不同是因為每年中聯辦都有不同指示,「中聯辦官員會在大樓內望著我們行動,自由度越來越低是必然的趨勢」。■快活谷 藝人同心聲援
1989年5月27日,由港星梅艷芳號召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於跑馬地馬場舉行,台前掛著「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布條,音樂會持續了12小時,200多位歌影視台前幕後人員演唱了138首歌曲,吸引超過30萬市民參加,共籌得1200萬港元(約4810萬元台幣)支持北京學生。 
(香港《蘋果動新聞》梁嘉麗/報導) 跟上國際脈動,快來蘋果國際臉書按讚
 


劉達文指,部份黃雀以為待大陸變天就能回去,最終還是要流亡。香港《蘋果動新聞》

少玲每年風雨不改到維園高舉燭光。香港《蘋果動新聞》

赤泥坪村曾是民運人士的藏身之所。香港《蘋果動新聞》

盧樂謙(左)和李俊峰策劃《碧街事變》,發現很多耐人尋味之處。 香港《蘋果動新聞》

王振星認為國殤之柱擺放港大,代表言論自由這個珍貴價值。香港《蘋果動新聞》

民主女神像在二千人擁護下運至中大。香港《蘋果動新聞》

梅艷芳號召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共籌得1200萬港元(約4810萬元台幣)支持北京學生。香港《蘋果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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