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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專欄:中國曾經可以不是今天這樣——六四30周年紀念系列之二

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八九民運領袖今天的中國,以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名稱呈現出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地維護穩定」和「不惜一切代價地發展經濟」。聽起來似乎「維護穩定」和「發展經濟」都是合理的政策目標,但是「不惜一切代價」這個前提,讓中國走上了一條政治高壓的道路,且越走越遠,大有向「文革」方向倒退的趨勢。今天的中國,已經被普遍認為是對民主社會的威脅,受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集體圍堵。今天的中國,更是成為令香港沉淪,令台灣擔憂的可怕勢力。但是,中國曾經可以不是今天這樣。中國曾經,完全可以走另一條道路。假如,30年前當中國發生大規模民主運動的時候,當局沒有鎮壓的話,今天的中國,恐怕已經不僅不是世界的麻煩,而成為人類社會民主社群的成員了。是的,假如當年沒有鎮壓的話。假如當年中共沒有採取鎮壓行動,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力量勢必得到鞏固。眾所周知,趙紫陽是中共高層領導中最傾向於市場經濟改革的,也是最具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如果趙紫陽進一步擁有決策權力,在經濟改革上,他應當會引導中國進行更加深刻的市場化改革。這個趨勢,從1988年開始推動《破產法》就可以看出端倪。換句話說,如果八九民運成功,中國不僅不會陷入混亂,相反的,會使得經濟改革的步伐更加堅決。 假如當年中共沒有採取鎮壓行動,早在1988年就開始啟動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會在民意的強烈支持下順利推進,這尤其包括新聞自由的部分。也就是說,經濟改革的推進,就會在一個有良好的輿論監督的環境下進行。今天即使是中共,也承認只有加大輿論監督的力度,才能有效遏制瀰漫全國的腐敗現象;那麼,如果言論自由早在1989年就開始拓展,腐敗就不會像今天這樣使得中國的機制病入膏肓。 假如當年中共沒有採取鎮壓行動,就開啟了政府與社會對話的先例。事實上,中共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在鮑彤的主導下,已經確立了以社會協商對話作為改革的重點方向,而學生提出對話,正是呼應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主張。今天的中國,政府與人民同心同德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蕩然無存,這是很多社會矛盾最後都採取激烈的方式呈現的主要原因。在改革進入到政府與社會進行利益博弈的階段,社會穩定的根本保障就是政府與社會能夠有對話的管道,雙方才能齊心合力確保轉型的平穩進行。台灣的經驗就是最好的借鑒。因此,如果八九民運成功,可以想像的是,改革的社會環境會更加穩定。當然,假如當年中共沒有進行鎮壓,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諸多方面的發展,會有更多更加深刻的影響,但那是需要時間來慢慢展示的。至少,以上三點是我們在短期內可以預測的趨勢。簡單講就是,假如當年中共沒有進行鎮壓,中國會更快地進入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而那樣的經濟發展會是在一個政治民主的框架下進行,而民主化的推進會相應減少今天出現的嚴重的社會不公的問題。這樣的社會發展,也會是在政府與社會不斷對話的過程中進行的,這將有助於一個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那樣的一個中國,當然是全世界更樂於見到的。 然而,中共還是開槍鎮壓了當年那場學生運動。這樣的鎮壓,使得中國丟失了100年來最寶貴的朝野互動,共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市場經濟平順轉型的機會。一個那麼黃金般的機會,就這樣,被槍聲錯過,而且也許,再也不會出現了。


中共開槍鎮壓了30年前那場學生運動,使得中國丟失了100年來最寶貴的朝野互動。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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