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級:

王丹專欄:我們都太天真了——六四30周年紀念系列之三

王丹/「對話中國」智庫所長、八九民運領袖1989年7月2日,我因為參與組織八九民運在北京北部。經過1年多的審訊,我被判刑4年,1993年釋放。隨後我繼續從事一些反對政府的活動,例如,組織了100多人集資,給還在獄中的政治犯的家屬送錢;我還不斷地接受記者採訪,公開批評北京政府。這一切,導致我在1995年第二次被捕,這一次政府說我要推翻他們,判刑11年。但是很快,在1998年,政府把我流放到了美國。從此,我再也沒有回去我的祖國。到現在,已經21年了。到美國之後,我在哈佛拿到了碩士和博士學位,然後去了台灣教書8年,2017年返回美國,在華盛頓建立了海外反對派的第一個智庫「對話中國」。我仍然有我的中國夢,但是我的中國夢跟習近平的中國夢不一樣,他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國力強大的帝國,希望共產黨永遠維持統治,而我希望看到的中國,是每個人都可以享有自由,都應當受到尊重的地方。 30年過去了,我經常回想1989年發生的事情。當年,對於我們那些大學生來說,談不上對於民主制度到底是怎麼樣的有多麼深的了解,與其說我們追求的是民主,不如說是一種希望,希望中國能夠民主化,至於怎麼民主化,我們希望政府來回答。這就是我們遊行、示威,到最後用絕食的方式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原因,我們期待政府的回答。政府後來回答了,但是答案是戒嚴,是軍隊的包圍,最後是大屠殺。我承認我們當年有些天真,因為我們居然對中共抱有希望。但是,天真的,不是只有我們。 1989年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了經濟制裁,但是不到兩年,制裁就取消了。因為那個時候,美國還對中共抱有希望,希望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之後,會有一個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然後中產階級會提出民主的要求,然後,中國就會民主。現在,當習近平修改《憲法》,準備實施獨裁制度的時候,再回想30年前對中共的希望,整個世界都有一點天真。 1998年我之所以能夠被北京政府釋放到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時候中美之間針對人權問題有很大的爭議,而1989年的六四屠殺使得美國奉行了把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的政策。為了換取美國同意中國延長最惠國待遇,我成了交易工具:中國拿到了最惠國待遇,我拿到了美國的政治庇護。被當作工具當然不是很好的感受,但是我看到在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掛鉤的情況下,不僅是我,其他一些政治犯也相繼獲得釋放,而中國的政治空氣,比今天要寬鬆一些。然後,柯林頓政府時期,美國改變了政策,把貿易問題和人權問題脫鉤。自此之後,我們很少看到中國的政治犯被釋放到西方國家了。2015年諾貝爾和平獎給了劉曉波,當時我認為劉曉波最終一定會被中國政府釋放,但結果是,劉曉波最終死在監獄,中國政府到最後一天仍沒有給他自由。劉曉波是我的好朋友,我能夠被釋放到美國,他則只能死在監獄中,在我看來,這個巨大的區別只有一個:那就是,在貿易問題與人權問題脫鉤以後,美國和西方國家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方法,制止中國在侵犯人權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大屠殺是一個人類的悲劇,在那以後,中共當局徹底放棄了政治改革,到今天,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已經成了對抗西方的反民主陣營的先鋒,中共已經成為西方文明的威脅。如果說,30年後,美國和西方國家能夠從1989年那場悲劇中吸取到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或許,現在我們都不要再天真了。現在是到了重新考慮,把人權問題與貿易問題重新掛鉤的時候了。


論者表示,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大屠殺是一個人類的悲劇,在那以後,中共當局徹底放棄了政治改革。資料照片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蘋果「升級壹會員」閱覽,版權所有,禁止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在紙本或網路部分引用、改寫、轉貼分享,違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