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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抗爭者發聲 港大律師公會主席:不一定要檢控

香港因為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掀起的民主抗爭已經持續7個月,其中有不少示威者懷疑遭到港警濫捕,香港法律界人士今(13日)參加「2020法律年度開啟典禮」,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Philip John Dykes)為部份被捕者平反。他說,有些被捕人士雖被控干犯公共秩序罪行,往往不牽涉暴力或嚴重破壞,卻面對會招致漫長刑期的嚴重控罪,對這些有「良好品格」的市民,考量到公眾利益,未必要上法庭檢控。戴啟思致辭時形容過去1年「非比尋常」,提到在反修例運動下所衍生的司法挑戰,包括業界在警方大舉拘捕下追查當事人下落甚為艱鉅等,他更特別提及被捕人士不止學生,也有一般上班族甚至退休人士,不少被檢控人士都具「良好品格」,認為他們代表香港社會一大部份人,強調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除證據要充份外,「公眾利益至為重要」,戴啟思強調個別人士或者某些種類的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處理,認為最終即使有些人不被檢控,亦非不符法治。預料連任多一屆的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致辭談到抗爭運動,他說目睹嚴重暴力事件發生,包括攻擊傷害他人和刑事毀壞等,相信大家都會感到痛心,批評這些行為與和平示威的權利背道而馳,但他亦為被捕人士平反,指警方拘捕的數千人當中,大部份是學生,亦有不少是普通上班族甚至退休人士,當中很多人被控干犯公共秩序罪行,但往往不牽涉暴力或嚴重破壞,卻面對會招致漫長刑期的嚴重控罪,又認為被捕人士大致上有良好品格,代表着香港社會上一大部份人。他未直接評論律政司的檢控決定,但重申《檢控守則》中指出,檢控決定不單單取決於警方的證據是否足夠交給法庭及令被告入罪,反而要考慮公眾利益:「由於公眾利益至為重要,即使證據充份,個別人士或某些種類案件亦不一定需要交由法庭定奪。」他亦反駁坊間「違法必究」的法治觀念不正確,直言律政司若在證據充份下作出不檢控決定,或許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這些人心目中的法治是所有看來有犯法者必須被檢控,「恕我直言,這個理解不正確。」他強調:「檢控人員不拘泥於控罪書而同時考慮其他因素,包括被告的個人情況及其他事情,正是法治的一部份。」指2006年上訴庭曾將此形容為「檢控自主」,而做出檢控決定前對案件作通盤考慮是「法治的關鍵」。不少大律師投訴會見涉及反修例運動的被捕者時受到諸多阻撓,戴啟思也提到相關情況,指業界不時見到無數市民被捕及拘留後,警署無法容納被羈留人士,導致要分流到其他警署或羈留中心,令大律師追查當事人下落面對艱鉅挑戰,「更遑論能與當事人會面,與被捕人士到庭應訊,更要待至晚上8、9時,才能處理他們當事人的案件。」故為了確保被捕人士的憲法權利獲得保障,認為超卓的組織、熱誠和努力缺一不可。他亦提及法官受攻擊的情況,指案件裁決或判刑決定不符合外界對判決的期望,就出現法官受騷擾及中傷的事件,他引述美國最高法院法官Samuel Alito的說話回應:「一位法官不可以有自己偏愛的結果。法官唯一莊嚴的責任是對法治負責。」同樣大律師不可因為個人理念阻礙其對他人提供法律服務,強調「專業守則」其中一項原則是「不可拒聘原則」,他希望大律師公會毋須再為類似去年9月發生檢控官在高等法院因為反對年輕示威者保釋而被包圍的事件,再作評論,暗示不想再發生有關情況。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陳景生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後表示,檢控時是否考慮公眾利益的應用,「要小心」,陳認為戴啟思致辭時提及有關檢控原則的意義在於表達法治並非死板一塊,「所以應用時要靈活運用」,他指法治都是講求公眾利益,認同律政司作出檢控決定時應考慮公眾利益因素。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亦表示,考慮公眾利益是檢控工作重要元素,檢控決定必須符合社會利益。另一名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資深大律師譚允芝也認同檢控方在處理示威相關案件時應適當行使酌情權,「檢控始終有酌情權,數量多成這樣,這麼多人(有)年紀大、年紀小」,不應鐵板一塊,「是不是都告?相信哪怕是不是處理示威案件都不是這樣做」她舉例指有學生順手牽羊案,檢控方也會有很多空間行使酌情權,認為檢控方倒不如「(將)有限時間精力放在更重要案件。」(香港《蘋果動新聞》報導)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為被捕的抗爭者平反。香港《蘋果動新聞》製圖

戴啟思。香港《蘋果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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