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看新聞】公權力「這個時候」直接剝奪新聞自由

出版時間 2020/02/05
武漢宣布封城後,中國警方24日在高速公路收費站查驗車輛。路透
武漢宣布封城後,中國警方24日在高速公路收費站查驗車輛。路透

張升星/台中地院行政訴訟庭法官
 
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引起社會忐忑不安,人心惶惶,同時卻有確診台商回國後,還去高雄舞廳趴趴走,而遭裁罰30萬;另外彰化男子與確診病例同機返台,未依規定居家隔離,通訊失聯,也遭裁罰10萬。還有民眾在社群媒體轉貼「醫院消毒封院」的不實訊息而遭約談,亦將面臨300萬以下裁罰。近日行政院則徵用全台口罩。
 
防疫視同作戰,這是耳熟能詳的口號。法諺所謂:「戰鼓響起,法律沈默(Where drums beat, laws are silent.)」非常精準地描述在戰爭狀態下的法律真空。而這種價值取捨,反應在《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則是面臨疫情來襲,法律明確授權衛生機關採取必要措施,治療疫情或預防蔓延。
 
而此所謂「必要措施」幾乎全面凌駕各種基本人權的保障。例如:散播疫情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裁罰300萬以下罰金;哄抬囤積防疫物資,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0萬以下罰金;明知罹病而拒絕遵守防疫命令,導致感染他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以下罰金。
 
上述規定對於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財產權利和遷徒自由,都是嚴重衝擊。但既然是作戰,就算基本人權,仍然必須基於防疫目的而暫時退讓。
 
除了刑事責任之外,行政處分的干涉強度更大。例如:衛生機關「獨占」疫情發布權責,有權命令其他傳播訊息更正;指定醫療院所收容患者,院所不得拒絕;管制集會活動;留驗及隔離「疑似」感染者;徵用公私立醫療機構,協調軍醫支援;徵用土地、建物、防疫設備、醫療器材,並給予適當補償等,都是以公權力直接剝奪新聞自由、集會遊行、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如果違反命令,同樣會有高額行政裁罰。
 
民國100年,釋字第690號即就《傳染病防治法》舊法做出解釋,認為衛生機關命令與確診患者接觸或「疑似」感染患者「強制隔離」,並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及比例原則,因此合憲。
 
但大法官同時要求應該規定隔離最長期限、救濟程序及合理補償等。嗣後修法則將「強制隔離」明文規定,同時授權中央衛生機關,對於因指定、徵用、徵調或接受隔離檢疫者所受之損失,制定辦法給予補償。
 
現行補償辦法對於遵守規定「至指定檢疫場所接受檢疫者」,已有補償機制,但對於居家隔離者並沒有相關補償,因此疾管局表示將儘快修法納入,強化民眾遵守命令的條件。上述各項法律規定,都和國際公共衛生之法規相符,胡蘿蔔與棒子一應俱全,剩下的就是落實執行的問題。
 
至於北京當局除了「封城」的非常措施,同時調集資源,比照抗SARS模式,希望七天之內從無到有,完成容納1000名病患的武漢版「小湯山醫院」。這當然不是什麼光彩的紀錄,但在防疫作戰的急迫性之下所展現的行政效率,並不應該輕率地貶抑為極權國家的威權控制。
 
和上述《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相較,縱使兩岸政治制度差異和意識型態僵持形同水火,但是面對嚴峻疫情,國家公權力干涉的強度,其實並無軒輊。
 
「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向來是臺灣法治的病灶。如果所有法律的執行,都能像《傳染病防治法》一樣劍及履及,雷厲風行,今天的司法就不會像感染病毒,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這次防疫動員的示範,應該作為未來所有執法的標準模式,要是真的如此,這場肺炎也算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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