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鐵警無罪李父含憤亡,精神鑑定報告須量化嗎?

出版時間 2020/06/08
已故鐵路警察李承翰父親李增文(右),因突受失去愛子傷痛及不滿一審無罪判決,鬱鬱寡歡,於6月4日不幸逝世。資料照片。設計畫面
已故鐵路警察李承翰父親李增文(右),因突受失去愛子傷痛及不滿一審無罪判決,鬱鬱寡歡,於6月4日不幸逝世。資料照片。設計畫面

蘇南/雲林科技大學營建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去年7月3日鐵路警察李承翰為了保護台鐵火車乘客,不幸被的鄭男持刀刺腹身亡。嘉義地方法院於今年4月30日一審判決,行兇的鄭男以因患有「思覺失調症」判決「無罪」。消息傳來,社會各界譁然,質疑判決不公?是否司法已死?經嘉義地檢署2度提出抗告,地院也將鄭男及全案卷證移送二審後,台南高分院訊後以鄭有再犯及「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裁定羈押。很多人質疑為什麼殺人可以判無罪?司法精神鑑定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思覺失調症」能躲過法律制裁?該症屬重性精神病,可在多方面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可能思想不清或迷糊,很難與人溝通和表達自己的感覺,太過於沉醉在自己的思想/感受,致忽略照顧自己每日生活的基本需要如進食、睡眠和個人清潔等。
   
《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欠缺辨識能力而行為,不罰。一審法官認為鄭男行兇時,正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的發病狀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依法認定沒有責任能力,故不處罰。即犯案行為係受「精神狀態」影響所致,適用《刑法》第19條第1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因此判無罪,但鄭男須強制就醫5年。所以本案的判決關鍵在於「精神鑑定」,鄭男的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
   
精神鑑定報告有問題嗎?筆者質疑,鑑定人真有能力去回溯案發現場,究竟被告喪失辨識能力的「程度」是多少?目前的精神鑑定機制與法源是否明確?司法判斷標準與醫學標準要如何結合?期待立法院與行政院攜手解決。
   
法務部日前表示,擬將精神鑑定交由具精神專科執照的醫師或籌組委員會方式,進行更專業的精神鑑定。筆者建議,應以後者較前者更好,因為委員會的共同決議會比醫師(自然人)的鑑定報告更有公信力及專業判斷,可藉由委員會組織的「程序性」,層層把關使鑑定報告更周延/更精準。如同衛福部「醫事審議委員會」下設有「醫事鑑定小組」負責醫療糾紛鑑定工作。
   
《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與第163-2條第1項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因此,事實審法院對於證據之取捨,及證據之證明力,可依自由心證判斷之。然最高法院認為,自由心證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支配。即法官得依自由心證而採或不採鑑定報告,或那些可採那些不採,以免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被鑑定報告架空?
   
本案中,嘉義地院囑託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身心醫學科沈醫師為鄭男做精神鑑定,其報告幾乎成為「證據之王」,成為判決的唯一依據。因此筆者質疑,到底誰的專業判斷可信度/公正性最高?精神鑑定委員會或精神科醫師呢?
   
目前法律規定,有精神疾病者可獲減刑或免罰。即《刑法》第19條第1、2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筆者以為,從減輕刑度到免罰,是否要根據鄭男行兇時的辨識行為能力之程度,依「數字/比例」作量刑依據,才符合「法之正義」。質疑鄭男不是100%的絕對無辨識行為能力,否則怎麼還會搭火車、逃票甚至殺李承翰呢?難怪被害人的父親李增文「無法接受」兇手無罪之判決,不幸在4日鬱抑吐血死亡。筆者試問,法之正義的發現,究竟是存在於「抽象法條」或人間的生活事實?   
   
筆者建議,精神鑑定是社會科學由精神科醫師所做,難免摻雜個人專業判斷/經驗等人為因素。但法官開庭直接審理被告,除可察言觀色,亦得審視犯人於案發前/中/後的全部資料,非得一定須「全部」採信鑑定報告。何況法官的高度/法律價值與鑑定醫師的專業並非完全一致。
   
建議類似的重大案件,最好要建立「精神鑑定委員會」的機制或「覆審鑑定報告」的流程,才能彙整醫師的智慧/專業經驗。從不同角度分析犯人在案發情境下的的主觀想法/幻覺等,探求「思覺失調症」的有無/多少/程度,進行「量化判斷」,提供法官不必以全有或全無的「割裂式邏輯」而判決,才能回溯案發時犯人的精神狀態,發現民眾所期待的法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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