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仁／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台灣在對美政策上，最常犯的毛病之一，就是過度將自我期許投射在美國對台政策的理解與判斷，這包含美國總統大選的預測。影響這種投射的因素，不一定是根據客觀資料分析所判斷出來的結論，而是包含喜好度與熟悉度。
上一次美國總統大選最為明顯：台灣各界一致認為，希拉蕊柯林頓能夠順利當選。當然，上一屆不是只有台灣預測錯誤，連美國人自己、民調公司，甚至全世界都預測錯誤。
不過，台灣的預測錯誤帶有很濃厚的情感成分在裡面，歸因於台灣多年以來對於希拉蕊的正面形象塑造、對於其競選過程中的押寶，以及公部門對於「重返亞洲」政策的熟稔（希望台灣能在其中扮演再平衡中國的角色），早就將希拉蕊視為是台灣派的一員了。
此次的美國大選更是如此。即便川普在各州的民調都輸民主黨的拜登，甚至有時候差距拉開到10個百分點以上，台灣人仍不相信，覺得川普會像當初一樣在搖擺州險勝，而當搖擺州又都不敵拜登之時，又覺得川普可能會有10月驚奇，甚至相信他會出險招。
實際上，是台灣人不熟悉拜登，更不希望川普輸掉大選，畢竟，川普上台之後陸續給予台灣不少外交言語上、文字上或是實質上的支持，超過先前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從之前英國民調機構「輿觀」（YouGov）針對歐洲7國、亞太8國等15個國家所做出的美國大選支持度結果中顯示，台灣是唯一15國中支持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比例高過拜登的國家。這解釋了台灣對川普的支持早就是情感多於理性的層面。支持川普，其實就是支持台灣自己，而且川普不能輸，因為台灣也不能輸。
拜登幕僚防中態度明顯
但是不管最後是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候選人當選，事實是，如果從反中的角度來看，台灣無疑是站在近期台美關係發展中最好的一個時間點上。所以台灣根本不用擔心拜登的當選，會因為他或他的家族與中國的金錢關係而交易掉台灣，就像當初台灣當心川普會賣台一樣。筆者的理由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美國的菁英階層早已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有所共識。美國著名的中國專家何漢理（Harry Harding）在2015年之時便撰文指出，從漫長的美中關係發展史來看，現在已經走到令人失望的地步，美國政府不能再依賴先前所制定的對中政策來與中國交往。另一位中國通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2016年也轉變他之前對中國認識的態度，認為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已經讓美國菁英階級對其原先還存有的改革幻想破滅了。
擔任過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包道格（Douglas Paal）也在2018年提出觀察，認為美國對中政策的改變，已經悄悄地發生在行政部門之中，因為，不管是來自哪個政黨，先前那些經歷過改革前的中國或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資深官員，已經被年輕官員所取代，而後這些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都是從中國崛起與威脅開始的。
第二，2017年開始爆發出新疆「再教育營」事件，以及香港在2019年開始的「反送中」、《港區國安法》等問題，都已經觸及美國民主黨人士最在意的人權問題。參選人拜登曾因此在初選稱呼習近平為「惡棍」、「暴徒」，就是在譴責中國的人權問題。而其競選團隊中所仰賴的外交政策專家蘇利文（Jake Sullivan），也公開撰文表示，中國有野心透過軍事以及權力擴張來建造其全球的霸權，必須加以防範。
第三，在新冠病毒發生之後，即使民主黨的拜登投書發文不希望因此造成華裔族群在美國的恐慌與被歧視，但是在今年4月初，超過100名親民主黨的前任官員與學者，共同連署表明中國的確要為新冠病毒負責，連署人中不乏拜登此次競選的政策核心幕僚，例如前國家安全顧問萊斯（Susan Rice）、蘇利文與海恩斯（Avril D. Haines）、長期協助拜登國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前國防部副部長佛洛諾伊（Michele Flournoy）等人。
第四，美國國會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早已經形成一種「反中、挺台」的跨黨派共識，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當選、無論新的國會組成為何，都將持續提出更支持認可台灣國際身分、國際參與的法案。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拜登自己以及其競選團隊的核心幕僚卡爾（Colin Kahl），早就視中國為崛起的競爭對手。問題在於，現在的民主黨重點不在於與中國翻臉，而是怎樣「回歸常態」。
不翻臉先回歸美國常態
這個常態是：如何重新恢復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如何強化對於盟友的承諾、如何更多參與全球治理，以及持續對人道危機進行干預。即便在面對中國來的挑戰，拜登的團隊也一直有聲音支持更強硬的立場和行動來回應。
台灣不用怕拜登的當選，因為就像當初對於川普的憂心一樣，很快就會轉成對拜登的喜愛與信任，讓拜登變成台灣派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