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來審會不會不一樣(吳景欽)

出版時間 2020/11/28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2子女,一審判死刑,引發議論。資料照片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2子女,一審判死刑,引發議論。資料照片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新北市發生一起單親媽媽因重大的壓力而對子女下藥後勒斃,並服藥自殺未果,11月26日經新北地方法院判處死刑。因此情狀似有可憐憫之處,判處極刑,是否太過,就引發正反兩面的議論。而值思考的是,將來《國民法官法》實施後,面對如此的案件,由國民法官來審會不會不一樣?

根據《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只要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因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都將由3位法官與6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來審理。而在2023年1月1日,則先適用故意犯罪因而死亡的案件,要到2026年1月1日,才擴及至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單親媽殺子女判死惹議

而國民法官,雖是由滿23歲且受過國民教育以上者中,去隨機抽選出候選國民法官,但仍須進入選任程序,即所謂Voir Dire,才會出現正式的國民法官。而依《國民法官法》第3條第3項,國民法官的選任,雖應避免選任帶有偏見、歧視、差別待遇等之人擔任,但因依《國民法官法》第28條第1項,當事人兩造各有4名無庸附理由的剔除權(peremptory challenge),能否達於選出公正無私的國民法官之目的,就待時間檢驗。

而6位國民法官雖具有與3位法官相等同的權限,但對證據能力、證據調查與法令解釋,則專屬於法官之權力,國民法官只能被動接受,致顯出地位差。尤如此次單親媽勒斃子女判死案件來說,殺人事實並無太大爭議,但因被告長期面對經濟與家庭壓力下,是否於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並因此造成違法辨識或行為控制能力的欠缺或減弱,致處於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的狀態,就使精神鑑定報告,成為爭執的焦點。

惟在採起訴狀一本下,於正式審判前,合議庭都不可能接觸到精神鑑定報告書,只會在審判中,藉由鑑定人出庭接受交互詰問,以來理解箇中緣由。但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對生平第一次坐上法官席的國民法官而言,都是一大挑戰,致可能出現與法官於資訊吸收的落差。

重心放在死刑與否評議

來到了評議階段,有罪須達兼含有法官與國民法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來決定,門檻極高。惟像此次殺子案,即便認為行為時有精神障礙,但要認定已到了責任能力喪失之程度,顯就有困難。若果如此,此類案件的重心,就完全落在死刑與否的量刑評議上。

而依《國民法官法》第83條第3項但書,死刑科處,亦須是國民法官及法官雙方意見在內達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來決定。故就算量刑所必須考量,諸如行為程度、行為人之生活狀況與品行、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或犯後態度等等複雜因素,但在如此高門檻下,類如此次案件,只要3位法官未強力說服6位國民法官,一般人的法感情就必注入評議過程,判處死刑的機率,似就微乎其微。

國民法官承受沉重責任

在美國經典的法律電影《十二怒漢》裡,於進入評議階段前,法官對陪審員的教示出現這樣一句話:「一個人已死、另一個人的生命,正掌握在各位手中。」(One man is dead. Another man’s life is at stake. )這或許也是未來國民法官,必須承受的神聖且沉重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