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親媽勒斃子女判死 是誰的悲劇?(陳建安)

出版時間 2020/11/29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子女,一審遭判死刑,引發社會激烈討論。設計畫面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子女,一審遭判死刑,引發社會激烈討論。設計畫面

陳建安/玄奘大學應用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新北市吳姓單親媽媽因獨自扶養二子女,不堪長期生活困頓,勒斃子女後自殺,近日遭地方法院判處死刑,仍可上訴。該判決激起許多爭論,到底這位單親媽是否罪該萬死或處境值得社會同情呢?依法院審理理由認為她事後毫無悔意,僅為宣洩情緒,極端惡劣、泯滅人性;又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無視子女對母親孺慕之情深厚……。根據法務部去年(2019)研究發現,只要台灣社會發生殺人案件,網路討論聲量就會升高,在刑事政策上,大家已強烈的把死刑與遏止殺人事件做一個心理連結與假設。

犯罪人與成因分開討論

弒親殺子女雖然在台灣相對罕見,這幾年著名案件如汐止張鶴齡案殺死妻女3人,以及鄭文通殺死妻兒案,前者判無期徒刑,後者則判死刑。顯然,法官對於此類案件犯罪人可能有不同量刑之考量,或甚至說台灣社會對這類案件仍未有處理共識。

不同於過去太偏重人具有完全自由意志和理性,所以該負完全責任的論點,現代刑法多採犯罪學新古典主義,認為不應摒棄生理與其他可能對行為的影響。大眾對犯罪成因與罪的歸責,會影響著「罪與罰」的關係,因此如果認為「虎毒不食子」,不管原因如何,狠心殺子便該死? 這便是古典犯罪學觀點只看結果與形式,不論個別差異。

可以想像,呼籲罪不及死者,看到的是這位單親媽對生活環境的絕望與無助。同樣的,法官也陷於到底要判死以彰顯天理正義,畢竟她親手勒斃兩條無辜小生命,還是心裡糾結著,若判死就等於忽略不利於其扶養環境條件,將其犯行視為跟那些極端惡質殺人者(如隨機、性侵、縱火等)無異。因此,癥結點就在於此,社會上對死刑判決有人叫好、仍有其他人憤怒於法官不知社會人情事故,不懂單親媽的困苦等。但對一位從事犯罪學教育與輔導監所重(死)刑犯的實務工作者而言,我認為社會大眾需要將「犯罪人」與「犯罪事件發生成因」分開來討論,才更有意義。

法院怎麼判都有人能理解與不解,也各自解讀犯罪事實。無疑的這是一場悲劇,然判死也無可回復逝去的小生命,更不知對未來類似事件也所預防,因此我們是否更該問的是:他們的悲劇,是誰的悲劇?是他們家庭自己的?還是整個社會的,甚或只是這位喪心病狂的單親媽媽呢?

心理學也早就發現人們在對行為解釋時,會有「歸因的誤謬」問題。概意是,會把別人的行為解釋為個人內在因素造成的(人格、智力、脾氣、素質等),忽略外在因素。因此,法學上也有無預期可能性的概念,法律也不能強人所難,若換成是你,情況會有不同嗎?

今年6月病逝的死囚鄭文通給了我一個回應至今印象深刻,但如輓鐘悲歌讓人震撼深思:「……為了孩子好,所以要帶他一起走,否則我們走了留著也沒人照顧,更可憐。」此話乃出於無法積極地盡自己「愛與責任」的父母義務,而出此下策?還是把孩子當作財產,甚至是作為情緒發洩與復仇操弄工具?過去不少研究所持觀點可能是後者,但我從其眼神中與話語中看到的,是一個弱勢階層者走投無路、長久孤立缺乏其他資源下的痛苦選擇。當然,這些解析不在為這位鑄下大錯的媽媽脫責,我們也希望不論心理有多麼失控與生活多麼困頓,那條殺兒的人性紅線絕不能跨過。

拉最後一把悲劇不發生

沒錯,這犯行確實很不智,而站在道德高度的我們譴責這惡行的確簡單容易,但想想他們家不是今天才困頓,這麼多年最後走到這懸崖深淵時,這些年來又有誰真的不吝伸出手,拉最後一把?如果你我可以把這類事,當成是生存於這社會中一份子的事,悲劇有可能不會發生,也比花時間討論該不該判死有意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