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網評論:殺子判死掀波 量刑考驗司法(林志潔)

出版時間 2020/11/30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子女,一審遭判死刑,引發司法審判量刑標準不一爭議。設計畫面
吳姓單親媽媽勒斃子女,一審遭判死刑,引發司法審判量刑標準不一爭議。設計畫面

林志潔/交通大學科法所教授、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

近日一則死刑判決引發關注:單親媽媽在生活艱難、經濟困頓下,先以枕頭意圖悶死6歲和8歲的孩子,因小孩掙扎而沒有得逞,兩天後再以藥物迷昏子女,將兩名幼童勒斃;案件經地方法院審判後,母親被判處死刑。評論者有認為法院未能審酌單親母親獨立撫養孩子、欠缺支撐系統的無力,亦有認為幼童是無自救力之人,殺害親生子女惡性重大,在我國殺人罪依然有死刑的情況下,判處死刑並不為過。

這是一個悲傷的案件,筆者身為母親,當然深刻理解生育養育子女的艱難,也完全經歷過社會對母職的苛刻要求和欠缺支援系統的無奈。但從這個和許多其他類似的案件,我們不難發現,當代司法面臨的挑戰已經從:人究竟是誰殺的?轉變為:什麼樣的人殺人無法負擔刑事責任,以及究竟應如何科處殺人者刑罰?換言之,什麼人做了什麼事,已經不再是審判唯一的重心。

定義不清實務見解不一

我國過去的刑事審判著重於犯罪構成要件的認定,有其原因。早期科技不發達,生物醫學和鑑識技術均在發展,加上刑事訴訟的程序對被告保障不足,因此發生冤案、錯案的機率相對是高的,被告可能因為指認的錯誤、鑑定樣本的保存不良、刑求的屈打成招等因素而無辜被冤。但是近20年來,科技突飛猛進,訴訟程序和審判制度多所改革,審判的嚴謹度提高,再加上數位發展,人手一機、街頭監視器處處,蒐證可能性大增,相對減低了事實認定的難度。因此司法的重心已經從過往犯罪事實的認定,轉移到下列兩個領域:

第一是某些特殊構成要件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和適用,例如在殺人罪中解釋什麼叫做「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在內線交易中對於「犯罪所得達1億元以上」的要件究竟要如何計算;在集團詐騙案件中,人頭帳戶給詐騙集團但詐騙的錢還沒匯進戶頭內,這到底是否構成《洗錢防制法》所謂「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來源、性質」的行為。

這些構成要件在立法時就欠缺清楚定義,加以多年來司法實務見解不一,非常需要統一解釋以定紛止爭。我們既無法回頭讓立法院就有爭議的要件全部修正,除了有勞最高法院的大法庭費心外,實應在個案中廣納各界意見,例如運用法庭之友或是專業的專家諮詢或鑑定,提供審判者多元的觀點,協助做成對要件最適當的解釋。

第二則是量刑。以同樣是殺害親人的案件來看,之前陳姓男子以鐵鎚、菜刀殺害妻子並加以分屍7大塊,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張姓男子用乙醚將妻子迷昏後悶死,還直播殺人過程,之後又將12歲和8歲的女兒一併殺死,也是判處無期徒刑。量刑必須有個案情節和被告個人情況的考慮,但以手段凶殘的程度而言,幾個案件不相上下,也讓量刑的標準備受各界檢驗。

過往我國雖有量刑參考,但多是判決刑度的統計,呈現的是「量刑的行情」,而不是依照量刑因子、在量刑程序中進行量刑的辯論與科處。對於科刑資料的提出,早期多僅限於前科證據,而量刑證據應有哪些資格,也缺乏清楚的規範。量刑的問題無須依靠立法院修法或立法,完全可以由司法內部訂立只引來緩解,何況不僅是死刑量刑,其餘重大犯罪或財經犯罪,也都需要建構完善的量刑指引。尤其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即將上路,如果對科刑事項沒有足夠的指引,適用國民法官制度的案件,又往往是與生命法益或重大犯罪相關的案件,將更難解決因為量刑所引發的爭議。

尚待建構完善量刑準則

審判本就是艱難的工作,但某些困難點可藉由不同的助力,由多方來一起承擔,例如對於跨領域的知識委請專家或鑑定人的幫忙,例如在內部制訂量刑的準則、健全量刑的程序。每一個判決都可以看到改變司法的機會,令人悲傷的判決亦然,這是我們為個案嘆息時,也不應該鬆懈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