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時健／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媒體改造學社社員
香港的民主運動頭人黃之鋒、周庭、林朗彥才因「未經批准集結」而遭判罪入獄，傳媒壹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又因遭商業詐欺檢控，被法庭拒絕保釋且延押至明年4月才開庭再審，形同與黃等人一齊坐監。西方媒體多認為這是北京壓制香港民間反對勢力的進一步關鍵安排，也有認為是北京對西方國家關注壓力的測試，特別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的政權交替時。
香港立法會的民主派議員已經清空（被政府取消議員資格及全體總辭），傳媒（比如香港電台與有線新聞）裡敢言的新聞工作者陸續遭解職或自行求去，本土派民意代表或意見領袖流亡海外，大學裡的異議學者不獲續聘或遭警告禁言，都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幾個月內加速發生，香港社會幾無反對派容身之處了。
已近尾聲的2020年可謂多災多難，而在香港尤是，其民主退步與自治空間惡化之快，在人類近代的政治體制發展並不常見。上個世紀的大戰結束以來，重建的國際秩序大體以歐美的政治系統為尚，封建、獨裁、極權、軍政府或一黨獨大等政體被視為落後與待解放的，應該以民主化為目標轉型，以兩黨或多黨能穩定輪替執政為常軌。從而以法制保障活躍的反對派與人民異見，是這個系統內建的辯證機制，開放的傳媒生態則是這個機制運轉的必要舞台，而言論自由是其基石，載明於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裡作為普世價值。
言論自由抵制寡頭政治
然而前述這個看似無需再議的民主轉型論，在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全體國族（利益）發展壓倒一切的內政安排與戰狼外交下，遭到挑戰：所謂人權主張都只是（西方國家）遮掩帝國強權勢力的修辭，國際關係本質上是各國經濟軍事力量對決的結果。所以香港的反對派與社會運動，只能是外部勢力亂港以拖累中國的棋子，不能是人民意志的展現，也不會是「基本人權」。如果真有「人權」這件事，那就是人不能窮，人要發展（即發財），所以經濟高速增長及人民脫貧的成就，是中國在普世人權上的重大貢獻，要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世界經濟論壇大書特書作為新的人權標準。
簡言之，香港作為發達的經濟體正經歷的制度與結構轉型，和一般以為的社會發展路線背道而馳，也讓人重新思索：中國堅持的經濟發展優先，和能表達反政府異議的言論自由體制，是互斥的嗎？這個問題在香港、中國與隔海對望的台灣，並不少見。經歷蔣家獨裁治理時經濟高速增長的台灣人，常對這個問題提出通俗的答案：民主不能當飯吃。而香港過去僅管民主空間有限但經濟成長快過台灣（特別在90年起拉開差距），因此市民普遍認為台灣的民主化「太亂了」也沒必要。
但總體與長期觀之，一國的言論自由及民主，與其經濟發展同步成長。許多學術研究表明了：除了在統計上兩者高度相關，在內部的因果推論上也有許多正向的解釋。比如說言論自由（通常伴隨著市場自由）可以抵制寡頭政治下常見的低效率裙帶經濟及尋租行為；而經濟發展則促成或需要人民的智識開化，藉開放的表意自由追求創新與除弊。台灣與南韓在個案上，即作為由有效率的準獨裁政體領導的高速發展後，發生民主化轉型的典型；而新加坡是長期一黨獨大與中度的言論自由，但有極好的經濟表現，是極少數的異例。
以上的一般性理解，並不相容於近年中國的發展經驗。而中國學者在國際間加緊鼓吹的中國體制優越論，有意讓（西方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正向相關被解除或無效化，讓與統一的國族綑綁的經濟發展成就，合理化中國共產黨的專政體制。有中國內地的高速經濟增長背書，中國的制度優越論愈是有效（不論在宣傳上或實際上），就愈破壞香港百年來作為東西方交流要衝的優勢。當中國內地不必取道香港接取西方的資本與人力，香港的自治與言論自由對北京就愈沒有保留作為樣板的必要。
制度而非國族認同選擇
中國在全球發動的制度挑戰，並且在香港操作制度的扭轉（或倒轉），已經是歷歷在目。這對台灣的教訓或許在：我們要堅定的不只是也不應是國族論述，而是要健全我們的制度體系並使鞏固，也就是開放社會、法治及其民主價值，並使國民認識這是一個制度的選擇而不是國族認同的選擇。如英澳日等國對香港移住需要的新安排，我們支持性的開放移民政策應一樣建立在這個前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