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人權是資訊經濟的烏雲或彩霞?(邱文聰)

更新時間: 2020/12/20 21:03
內政部一再對外宣傳晶片身分證是世界趨勢,但事實上,GPAI成員多數並沒有「強制」的晶片身分證。示意圖。資料照片
圖片來源 : 蘋果日報

邱文聰/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資訊法中心主任

由加拿大及法國在G7發起,成員包含歐盟、日本及美國印太聯盟的19個世界民主政體,在2020年6月全球疫情肆虐之際,成立了「人工智慧全球夥伴聯盟」(GPAI),強調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所揭櫫的以人為本與重視人權為核心價值,透過跨政府及產業的合作,共同促成「負責任AI」的發展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GPAI作為一個以引導AI發展為目標的國際合作平台,刻意排除了近年來大量蒐集人民個資、積極發展數位經濟與人工智慧的中國,理由是中國的資料蒐集與AI應用,背離了GPAI民主國家所遵循的價值原則。相對地,台灣這個在疫情中表現亮眼,被認為足以作為民主陣營成功抗疫典範的新興民主國家,雖沒出現在最初19國名單中,台灣的民間團體卻是唯一被邀請加入其專家會議的中文世界代表。

就在GPAI把台灣當作數位發展的民主人權楷模之時,台灣政府卻令人不解地執意推動幾個背離民主人權原則的資訊與數位化政策,其中尤以晶片身分證(eID)為最。

數位政策欠缺法治基礎

我們看到內政部一再對外宣傳晶片身分證是世界趨勢,但事實上,GPAI成員多數並沒有「強制」的晶片身分證。成員中強制發行電子身分證的德國,則是遵循法治原則而保障個人的資訊自主,除由法律明文授權電子身分證的發行之外,更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卡面與晶片分別可儲存哪些身分資料,嚴格規範數位足跡的蒐集處理利用,並明確保障個人選擇「完全關閉」身分證晶片功能的權利。

相對地,內政部推動eID雖已一段時日,但因欠缺法律明文規範,以致於至今針對晶片各區究竟需要儲存哪些身分資料、可由何種方法讀取,其「說法」竟可一變再變;在面對外界質疑強制晶片化欠缺法律依據時,內政部也一概以其擁有身分證「格式決定權」一語帶過。就連民間質疑為何個人不能拒絕違反比例原則的強制晶片化政策時,政府官員也只是提議個人可以微波爐破壞晶片的自力救濟手段,自行確保個人的資訊自主,而拒絕嚴肅看待欠缺法治基礎的問題。如此貼近專制政體的數位化政策,與GPAI眼中的台灣,應有天壤之別。

另一個與民主人權原則相背離的資訊政策,是近日健保署打算釋出350萬已死亡者的健保個資,供外界作商業利用,引發侵犯人民個資的批評。健保署與其支持者則回應,死者既已不可能再行使個人資訊自主權,其健保資料即已不受《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而資料既經去識別化,也已合理控制隱私機密性受害的風險,更因限制外資或中資申請,而無須擔憂;支持開放者也因此反過來質疑對個資保護的堅持,會讓台灣的數位發展籠罩在烏雲之下。

只不過,如果死亡者個資真的已無任何權利保障必要,為何不能指定申請取得蔡總統、蘇院長或陳部長的先人個資?究竟又是為了「誰」,而需要在釋出前將其資料去識別化?又若去識別化真的足以保障隱私機密性免於受害風險,又何需擔憂中資企業取得?對照GPAI中的美國與日本,若非允許個人於生前事先決定死後個資之去留,就是保障死者的後人在事後選擇退出的權利,台灣政府為了數位發展這般無所不用其極地開放個人資料利用的舉措,距離GPAI所標榜以人權為本,相去不知凡幾。

人權保障應為發展基底

GPAI或因「誤會」而推崇台灣的數位發展,但台灣卻沒有不力求避免外人在了解實情後而選擇分開的餘裕。如果人權保障的價值不能像「一塊鐵板」般地作為台灣的資訊與數位發展政策的基底,台灣在建構民主防衛機制以抗拒中國專制政體威脅的同時,又如何能向世人證明台灣的存在,在全球戰略布局中確有其不能抹煞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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