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威／台北基督學院學務長、中華亞太安全治理學會資深研究員
蔡總統日前召開國安會議，強調「兩岸關係已經提升至印太區域，甚至是全球關注的焦點」，對照她在去（2020）年9月接受CNN專訪時說「若中國對台攻擊，必須要承受後面的國際壓力」和「我們可以和世界上反對中國的國家一起攜手，做出表示」等語，其實是有脈絡可循的。
早在2003年，扁政府執政時期，就曾針對我國在「國防二法」實施後的需要，對於軍事上「第一擊」（first strike）的授權，做出界定。當時，我國對於「第一擊」的界定，係屬於我國能夠「耐受針對性軍事攻擊後的回擊」之謂；而非如美國小布希政府時期所謂的「先制攻擊」（preemptive strike）之意（後者，係當時小布希政府為因應「911事件」後對伊拉克可能的軍事行動，而鋪排出的軍事外交構想；我國的「第一擊」授權，顯然與此不同）。
而我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也多有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MMCS或「信心建立措施（CBMs）」）的研議與呼聲。此者，在實務上驗證並無可能。
去年11月，在蔡總統的談話後，我國國軍因應共軍日益升高的「擾台」威脅，研擬將我國行之有年的戰備規定──「第一擊」，改為所謂的「自衛反擊權」，亦即我方並不主動挑起攻擊，而係等到受到軍事攻擊之後，才行使軍事反擊行動。國防部認為，這是國軍在檢討「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時，如果遇到周邊有潛在威脅，可以依照「發現、識別、攔截、警告」等的處置流程，可以給予軍事上的應變與反應。
然而，過去幾乎所有的戰略與軍事風險評估，都將台海列為戰爭與軍事上的「熱點」（hot spot）；我們不可否認，在台海的彼我雙方，確實需要軍事上的節制。中共軍方的被節制是一回事，我方的自我節制，也是一回事。
筆者以為，我國此舉，不必然要與周邊海域、乃至空域的美中軍事較勁相連結。我們不要以為，美方在台海周邊──包括西南沿海或南海與中共軍方的軍事較量，就一定是所謂的「力挺台灣」；事實上，將台灣（乃或是軍方）推向「軍事拒止」或「殺敵禦侮」的第一線，對於繫爭各方都不是好事──起碼就現況而言。
從「在軍言軍」的角度來看，國防的自主性與安全價值，不會是、也不可以是首先寄希望於國際的「憐憫」與「馳援」的。忽略兩岸關係，一味導向印太互動，有點緣木求魚。我們且拭目以待，拜登政府的印太格局與走勢，終會有產生變化的可能。
因此，就我國的國防安全與生存上來看，我國需要的是一個務實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國防與軍事戰略；這個戰略，就是生存戰略。過去4年，我國將軍事戰略界定為──「防衛固守，確保國土安全」及「重層嚇阻，發揮聯合戰力」兩項。
其中的後半大都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前半，既要「防衛固守」，為何又是「重層嚇阻」？依照「重層嚇阻」的理念，設計為「戰力防護、濱海決勝、灘岸殲敵」的整體防衛構想，做得到嗎？這實在是並不切實際的軍事構想。
未來，我國繼續堅守「防衛固守」的定位，並沒有錯；而更應該持續發展「自主國防」、「務實國防」與「機動化國防」，落實本土防衛，強化電子偵監，維持海空戰力與快速打擊能力，才符合我國現階段與未來軍事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對於台灣安全與區域互動，也才能因立足而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