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人權侵犯(滕彪)

出版時間: 2021/02/20 18:01
更新時間: 2021/02/20 19:21
中共實行完全蔑視人權的「一刀切」高壓防疫手段,從武漢到烏魯木齊,從石家莊到通化,堵路、封樓、封村,用鐵棍焊死居民門窗。示意圖,為河北省石家莊市槁城區小果莊村。資料照片/中新社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滕彪/中國人權律師、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已造成全世界1億多人感染,逾244萬人死亡,至今仍在某些國家肆虐。中國基本上控制了病毒傳播,被解讀為專制模式的優勢。但事實上,中國式防疫的背後,是對公民基本人權、自由和尊嚴的嚴重侵犯,體現的是「低人權優勢」,是正常國家無法複製的極權體制超級控制力。

中國政府歷來將公共衛生危機視為政治問題,與政治合法性、維穩綁在一起。這一次仍舊出於極權本能而掩蓋疫情真相、封殺輿論,並且施壓世界衛生組織(WHO)使其遲遲不宣布「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延誤防疫最佳時機。研究證明,假如中國提早兩星期採取行動,病毒的傳播將降低95%。

「吹哨人」李文亮醫生,因在微信群發布疫情警告資訊,被公安機關訓誡,並於不久後因病去世。李文亮之死在微博上引發公民對言論自由的呼籲,但這種聲音很快被互聯網迅速刪除。中共監禁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如張展、陳秋實、方斌、李澤華等,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撰寫關於武漢封城日記的方方,受到五毛水軍攻擊;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志永批評當局處理疫情不當,發表針對習近平的「勸退書」,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押,並受慘無人道酷刑。

中國政府「甩鍋」病毒起源問題,髒水先後潑向美國、義大利、西班牙、印度等,誤導國際輿論,以各種方式拖延國際調查,直到2021年初才同意WHO派團調查,而調查過程也遭重重阻撓,完全無法保障獨立性。

一刀切控管未救濟紓困

中共實行完全蔑視人權的「一刀切」高壓防疫手段,從武漢到烏魯木齊,從石家莊到通化,堵路、封樓、封村,用鐵棍焊死居民門窗。在城市和鄉村建立的網格化管理體系也發揮作用,各地派出所、村居委會等基層維穩機構,以聯防聯控將國民摁在家中不得外出,冒險外出的人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下被拘禁、毆打或以遊街示眾等方法公開羞辱。武漢市民陳和建,2020年2月離家外出2小時,回家遭防疫管理人員毆打,隔日因顱內出血去世。河北、河南等地都爆出防疫人員將公民綁在樹上的惡劣情況。

2021年1月,吉林通化市家家戶戶被貼上封條,很多人沒儲備食糧,網上訂購無人配送,不少居民發出斷糧斷藥的求救資訊。湖北黃岡的腦癱兒鄢成的父親,因疑似染疫被送入機構收治,鄢成被託付給親屬及村委會,但竟在家中餓死。極端防控加上怠忽職守,製造了疫情之外的大量人道災難。

被隔離的民眾需自行承擔巨額費用,這期間一些官員和與權貴勾結的商人大發國難財。在疫情最嚴重、封鎖最徹底、生計最艱難之時,政府未能盡到救濟責任,私營企業也很難得到紓困支持。

中國政府也加強對民間組織的管控,和對受害者與維權者的打壓。如受害者家屬張海控訴武漢市政府隱瞞疫情造成父親死亡,在微信上建立一個聊天群,先後聚集100多名痛失親人的武漢市民,他們希望能為已故家屬討個說法,但微信群被封殺。警方還警告人權律師和社運人士不得在網上評論新冠疫情或協助受害者維權,禁止接受境外媒體採訪及參加連署活動等。

疫情爆發初期,民政部特地發通知,不允許外地慈善組織、志願服務組織進入湖北省;外地捐助物資也指定由紅十字會進行統一接收和調配。這名義上是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疫情,事實上是防止民間組織的生長。

中共也利用防疫來強化資訊化管控手段。人們進入辦公樓、購物中心、社區和地鐵等都被要求掃描「健康碼」,這一系統與公安網路連接,公安機關可藉此掌握更多個人隱私,並在疫情結束後繼續存在。共產黨事實上控制著微信、支付寶、微博等網路平台,幾乎完全掌控了國民的出行、購物、住宿、理財,加上社會信用系統、遍布的智慧攝像頭、人臉識別、聲紋識別、DNA採集等,中共已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極權主義」體制。

在疫情期間,中共對新疆、內蒙古、西藏和香港的鎮壓變本加厲。七一推出《港區國安法》撕毀一國兩制,在內蒙古限用蒙語並大規模抓捕抗議者,將至少50萬藏人關進軍事化勞動營,而新疆正在發生世界範圍內最大的人權災難。有180萬至300萬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等少數民族被關押在新疆集中營,遭系統性洗腦、酷刑,最近BBC對受害者的採訪和調查,證明集中營存在著系統性強姦和性侵犯。

藉疫情強化高科技極權

《紐約時報》評論,「中國應對疫情的努力,是以民眾生計和個人自由為代價。即使對於那些可以重複中國模式的國家來說,也不得不考量,這種治療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總之,中國政府在初期隱瞞疫情、壓制真相,在處理疫情過程中採取一刀切、遠遠超過必要限度的嚴控方式,踐踏公民的人身自由權利和人格尊嚴,造成巨大生命損失和人道主義災難;對陷於失業、貧困和隔離的公民,未能盡起碼的救濟責任。與此同時,利用處理疫情的機會,大大強化高科技極權體制,使未來的啟蒙、維權活動和抗爭行動變得極為艱難。

(本文為剛剛發布的《新冠疫情對中國人權的影響》研究報告評論。王慶民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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