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政治力量在香港迅速消亡(葉健民)

更新時間: 2021/03/14 01:00
■北京要整頓的,其實是所有香港的自主力量。示意圖。資料照片

葉健民/香港政治學者

已故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先生曾經有一句名言:「民主派要長期在野。」這句說話表面看來是指反對派不要因一時小利加入政府,更不應痴心妄想在可見將來有執政機會,但熟悉中共的華叔這句話,實質還有弦外之音。放在今天香港的情況來看,背後訊息也許更為清晰。就是反對派固然應該堅守原則爭取公義,但卻不能與中共全面硬碰,更不可發展到令中共感到專權受威脅,判定抗爭就是旨在奪權。否則,後果可能難以想像。當然,他離世後的香港民運發展,與他的期望有很大落差。

新一代的抗爭範式,講求直接行動拒絕妥協,勇於犯禁不為瓦全。但可惜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共領導層草木皆兵難容異見,動輒上綱上線,對異見下手絕不手軟。在這種情況下,北京決意對香港的反對力量徹底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日前終國人大通過的所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正是這個工程的一塊重要拼圖。

整個決定核心內容,在於在立法會選舉中進一步壓制民意對議席分布的影響,加強政治篩選,提高北京在特首選舉過程中的直接操控能力。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是民主倒退。民主選舉的意義,在於擴大公民在公共權力分配過程之中,有更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並藉此去體現政治公平的原則。將原來立法會議席半數由直選產生的局面,改為大部分議席為選民基礎狹窄的功能組別或選舉委員會選出,就是擴充特權限制民意的倒退安排。對候選人施以更多的政治審查,令公民更難參與選舉,也絕對有違開放參與的民主原則。

民運處於內外交迫困境

這個新的選舉模式,令反對派要透過選舉取得公共權力極為困難。中共的政治審查機制,總能找到所謂證據去遞奪民主派人士的參選資格。就算泛民真的有能力找到一些表面上「身家清白」的素人參選,這些人是否有足夠的知名度和競爭力去壓倒建制派對手又是另一個問題。不過更嚴峻的考驗,在於同路人能否接受。

可以預期,有不少強硬派認為選舉本身已經全無意義,參選只會提高這個不公不義制度的認受性,客觀上是助紂為虐,堅持參選更是背棄初心辜負戰友。這種自相殘殺泛民內鬨的局面,正是當權者喜聞樂見的場面。這種窩裡鬥又勢必進一步令大多數市民對選舉心灰意冷全無興趣,對中共來說,這更是正中下懷。能否走出這個內外交迫的困局,是民主運動存亡的關鍵。

但北京要整頓的,其實是所有香港的自主力量。這些力量,並不倚靠北京的支持和寵幸生存,各自有獨立的社會基礎和資源去發展運作。對北京來說,獨立生存空間便意謂著自己的控制能力受損,甚至會有構成威脅的可能。擁有民意的反對派自然是頭號敵人,但經濟獨立、在中國外與世界經濟網絡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本地財團也令中共擔心。

對中共來說,2012年特首的選舉中早已響起警鐘。當年北京已明確表示支持梁振英,但他最終竟然只能在小圈子的選委會選舉中,僅以些微過半數票驚險當選,這意謂很多人並沒有跟隨中央指令行事,最大的嫌疑便是本地商界。2017年林鄭月娥亦只能以777票當選,曾俊華所得的票當然主要來自民主派選委,但過程中他與本地商界眉來眼去,也令中共忐忑不安。

工商界造王者角色崩毀

回頭看2014年中國人大831決意,要求推選委員會過半數支持才可以作為正式候選人的安排,其實就是衝著工商界而來。以當時的實際情況,泛民根本上連取得三份一的委員數目能力也沒有,要防止他們,根本就不需要過半數支持這個高門檻,北京擔憂的,是工商界會利用泛民去為自己增加討價還價的能力。所以,這次人大的「完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也是要稀釋工商界的政治影響。商界造王者的角色和左右大局的能力,一去不返。

但工商界又可以怪誰呢?過去40年工商界從沒有支持過香港民主發展,九七回歸前,本地資本家是唯一有能力向北京爭取一個更開放更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力量,但他們反過來與北京聯手壓制民主。回歸以後,他們也沒有為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做過出過真正努力。香港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由大財團牽頭組織的政黨,超級富豪依然習慣享受政治免費午餐,也以為可以一直靠直通天庭、走後門方式便能繼續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他們似乎不明白,要繼續發展業務維持自由市場運作,便必須確保香港的司法制度、言論自由、程序公義和制度理性受到充分保障。結果,到泛民政黨和公民社會全被徹底瓦解之際,他們才發覺原來上述的制度屏障也會一併消失,方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可惜,一切已是恨錯難返,今日落到如斯田地,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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