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翰宇／新聞工作者
日本連鎖壽司業者在台灣推出為期2天的促銷活動，引發數百人改名共襄盛舉的「鮭魚之亂」。然而這樣一場店家與消費者之間願打願挨的商業活動，竟引來為數不少的「長輩」，搬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等古訓，批評年輕人短視近利。
隨著輿論發酵，除了有身兼沙龍負責人的大學教授表示，只要發現公司有人改名就開除，如果學生改名一定死當；甚至還有主流大報用一整則小社論的篇幅，從數落這個新興的「鮭魚世代」貪小便宜、輕浮，進而上綱到台灣文化的淺薄如何丟臉到國際。
面對前輩世代排山倒樹而至的貶抑，所幸這批早已不以報紙為主要資訊來源的「鮭魚」並不陌生。過去幾年，可能也是同一群長輩，成天拿著中國媒體的報導，反過頭來批評台灣年輕人沒有中國年輕人積極、有「競爭力」；部分台灣媒體也樂於助長焦慮，傾資源製作專題，來證明上海、北京如何比台北好。
長輩們慣性對台灣青年投以「小確幸」、缺乏大志向等標籤化的鄙視，卻忽略了小確幸的出現，很大程度來自產業無法向上提升導致的經濟崩壞，與世代間巨大的不正義，而這些問題的責任在誰？
青年薪資停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趨於貧窮化的青年世代，難不成連追求村上春樹筆下「微小而確定的幸福」的資格都沒有？
低薪、高失業率、課業壓力繁重等問題，早已衝破了單一國境的疆界，成為全球千禧世代青年共同面臨的陰影。
這些問題在南韓的嚴峻，造就了南韓媒體所形容的「地獄朝鮮」，青年世代更自封為「三無世代」——沒工作、沒房子、沒結婚；美國的政治人物也注意到年輕人在經濟上嚴重的挫敗，稱他們是美國近代史上首見凡事均等的一代——他們的生活水準注定不如父母輩。
老一輩的台灣人，以及冷眼看衰台灣的中國媒體所不了解的是，台灣在過去10年間走入了「後物質主義」的轉型，也就是一個經濟體成熟後，人們轉而追求非物質層面滿足的階段。台灣作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更重視生活品質而非發大財，其實和西方國家沒有太大差別。
今天20歲到30歲，所謂的「90後」青年，面臨著普遍的集體焦慮、共享趨近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以及無從宣洩的憤怒，幾年前被冠上了「厭世代」的稱號。
如今年長的人們，在厭世代青年中，鎖定範圍更小、特指時下大學生的「鮭魚世代」說教，卻不明白，他們僅憑著「你（業者）敢邀戰，我就奉陪」的心態，你賺你的曝光，我免費用餐、秀創意，或是增加點閱，至少在這個由大人控制、難以獲得成就感的世界中，「我」沒有輸。
人們難免會對下一個世代充滿憂慮，而那多半也是出於疼惜的好意，畢竟世界未來是在青年的手上。然而一味以冷言冷語相待，不去試圖理解存在世代差異的「鮭魚」如何展現對紊亂社會價值的幽默嘲諷，恐怕只會在交棒的過程中，徒增被淘汰時的不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