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受難家庭 療癒照護不應斷(陳慧瑛、趙奕霽)

更新時間: 2021/04/07 03:00
■政治暴力創傷幽微且難以指認,即使受難家屬自己不見得會意識到創傷的影響,如對威權象徵的反感等,都可能是創傷的印記。圖為中正紀念堂。資料照片
圖片來源 : 蘋果新聞網

陳慧瑛、趙奕霽/向生馬鞍藤政治創傷助人社群成員

日前,白色恐怖受難者二代黃春蘭女士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促轉會)辦的講座中表示:「政治暴力創傷是現在進行式,直到今天,每當經過中正路、中正國小,心都還是揪在一起。」

政治暴力創傷幽微且難以指認,即使受難家屬自己不見得會意識到創傷的影響,如對威權象徵的反感、夜半的惡夢、對人的疏離、家人關係近乎窒息的緊密等,都可能是創傷的印記。這樣的創傷甚至會傳遞給下一代,曾歷經納粹迫害、研究兒童早期心理創傷的尤太裔學者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其子馬丁‧米勒(Martin Miller)於《幸福童年的真正祕密》一書中就曾提到,母親的政治暴力創傷如何影響與丈夫、孩子的相處及教養。

倉促移交欠缺細緻銜接

有人說:「威權時代已過,促轉會僅需提出總結報告,交付規劃好的轉型正義工作給各機關部會,即可促成台灣社會集體反思。」這樣的立場是輕忽公務系統的威權遺緒、對機關實際運作缺乏了解,誤以為轉型正義政策建議出爐,各層級機關便能按圖索驥,加以落實。

社會集體的歷史認知與心靈結構的改變需要時間,對許多人來說,政治暴力只是過去,訴諸賠償的聲音並不罕見,但對受難者及家屬而言,這是綿延數十年且深植內心的恐懼。助人工作者需對威權歷史有深刻反省,對政治暴力創傷有深入理解,才有機會與受難家庭建立穩定關係,與創傷共感同在,辨識出真正需求所在,引入最適切的照護,如此受難家庭成員才可能重新信任社會,感受到被社會集體接納。

然而,主流助人與醫療專業仍欠缺政治暴力創傷知情訓練,往往把創傷反應誤讀為精神症狀,儘管促轉會已舉辦多場培訓,實務現場的處遇訓練仍遠遠不足。此時若倉促地將受難者和家屬的療癒及照護工作移交給衛福部,欠缺完整細緻的銜接,受助中的受難者與家屬恐將遭遇不必要的磨難,而尚未建立關係的受難家庭,將繼續困於孤絕,迫使政治受難家庭再次承受國家體制長期缺失而導致的問題。

不論接下來促轉會任期是否延長,對於政治暴力創傷在個人、家庭與社群造成的長遠影響,以及適當的處遇方式,台灣社會都需要更多的對話討論以凝聚共識,並給予跨專業實踐更充分的發揮空間,以期在身心照護、法律扶助、資源連結、社會關係重建等不同面向的協作中,累積出更豐富的現場知識。

政治暴力創傷處遇扎根

這樣,才能讓指認威權、處遇複雜政治暴力創傷的能力,深而穩地在助人工作者心中扎根,一同為改造台灣公民社會體質的轉型正義工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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