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澤天／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太魯閣號事故帶來慘重死傷，讓人悲痛萬分。為回應民怨，行政院帶頭修法，大幅提高《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刑度，卻未思索包括國家公法人在內之法人，是否也有過失犯罪等刑事責任，以及未採取更有效的危險犯防止設計，反而採取從死亡人數角度設計法定刑之獨門創見，實屬欠缺全盤體系思考之個案倉促立法。
法人負刑事責任歐美主流
目前工安事故頻繁，其不僅肇因於實施操作之個別自然人疏失，更有背後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因素。尤其是主導與發包工程的法人機關疏於適當選任與監督，加上採購、績效與酬勞之錯誤設計，更是引發不特定自然人產生疏失的結構因素，歐美國家已意識到僅處罰自然人，卻放過其服務的背後法人，尤其忽視法人本身的結構因素才是導致事故的關鍵時，不僅對於僅受處罰的自然人有「放大打小」的不公平，亦無法有效地防止再度發生事故。於是，法人應負刑事責任的概念，已在歐美成為主流，使得法人除受有罪宣告外，更可受到罰金、排除補助、持續或短暫禁止營業、法院監管，甚至解散之不利益。
即使向來走保守穩健路線的德國法，早對法人等團體涉及犯罪行為施加行政罰，已到立法最後階段的「團體制裁法」（Verbandssanktionengesetz）草案，更明確彰顯公法人與私法人等團體必須受到刑事制裁，檢察官必須依法主動追訴與法人事業相關之犯罪，而非任由行政機關裁量是否發動調查。尤其，在追究法人責任外，更要調查法人高層人員之疏失，始能發揮刑法之保護功能。此在美國司法部2015年9月發布的「葉慈備忘錄」（Yates Memorandum）中，亦明確強調。
此次台鐵事故，不少論者早已發現台鐵的組織缺陷與事故發生具有關連，更有人因此趁機推銷民營化議題。但民營化本身必須搭配相關的究責機制，而非在營利導向後阻礙刑法介入，導致更多的事故危險。而且，不論組織是否公營或民營，包含過失犯罪在內的刑事法制裁，應擴展到法人等機構組織。
我國《行政罰法》第3條雖明文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可受行政罰，卻僅連結違反行政義務之行為，而未如德國法般將更嚴重的犯罪行為納入，甚至更自我矛盾地在第15條排除公法人之代表權人責任。無怪乎，主政者只需要思考是否下台的政治責任，卻不擔心自己瑕疵表現的可能法律責任。若能在個別的施工人員外，將法人與其負責人納入刑事追訴，社會大眾將更能明白整體責任歸屬所在，並促使法人採取有效的法令遵循（compliance），防止未來事故發生。
過失致死罪係以死亡結果發生為前提，但其本質仍屬疏失，與故意殺人犯罪有其責任區別。與《民法》強調損害填補，自然考慮死亡是否發生以及死亡人數多少不同，《刑法》著重的是行為惡性，故意殺害一人，縱使仍屬未遂，始終比過失導致多人死亡嚴重。與其強調過失行為人事先無法預期的死亡人數多寡，毋寧應從行為人的疏失行為是否重大決定過失致死罪的刑度。
筆者不反對調高過失致死罪之刑度，但請注意，在大眾生活脫離不了交通工具，且人人皆會從事或多或少具有危險性的行為下，該罪是你我皆可能無心違犯之罪，過度嚴厲的處罰，除了滿足復仇情緒外，並無法讓被害人獲得實質保護，更會製造許多社會家庭問題。尤其，硬性從死亡人數是否超過3人決定重罰之修法，已過度從偶然因素看待行為人責任，背離強調行為惡性的刑事法原則，未來如果通過，懇請司法機關特別注意行為人是否有嚴重疏失之情節重大行為，而非只將偶然的死亡人數作為重罰理由。
藉立法導引正確安全行為
由於過失致死罪仍需結果發生為適用前提，為時已晚，如要更為有效地保護生命安全，應思考是否將一些社會無法忍受的危險行為與危險結果入罪化。諸如闖平交道、高速公路違規逆向或蛇行等重大交通危險行為，縱使其危險性不亞於台鐵事故的違規施工行為，卻在目前只要仍未出現死亡或傷害，而僅能施用行政罰，實屬矛盾與不足。主政者應更理性地思考現行刑法是否對危險防禦不足，並藉由立法導引人民採取正確安全的行為，絕非只在偶然的死亡發生時採取過度的重刑反應，不但無法達成目的，亦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疑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