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權力的誕生(何明修)

出版時間:2012/12/07
學生是捍衛正義最後防線,避免社會撕裂。圖為反媒體巨獸抗議活動。資料照片

為什麼陳為廷成為了台灣最「沒禮貌的」學生?有人曾揚言要控告他誹謗,深藍的《聯合報》還端出「尊師重道」來修理他。為何一場社會人士的備詢,被名嘴學者講成學生批鬥老師的「文革」,甚至連提出邀請的立法院都要修改議事規則?為何連標榜自由學風,口頭上鼓勵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清大校方,急忙打自家小孩給外人看?他們站在同一陣線,原因在於共同畏懼一股新生的力量。是的,台灣版的學生權力已經浮現了。

歷史會記得2012年是台灣學生權力誕生的關鍵時刻。在3月底的文林苑案,300位學生聚集守夜。他們雖被強制驅離,但市政府被迫擱置所有的都更案,文林苑至今仍未動工。在夏天的華隆罷工中,學生不僅用身體直接阻擋資方的貨車,鼓舞了200多位失業勞工的鬥志,最後獲得遠比原先更好的資遣條件。在台大校慶中,學生以行動聲援面臨威脅的紹興社區。結果校方同意讓步,與居民簽定和解。
自從1995年的政黨軍退出三台運動,媒體改革長期以來是少數學者的倡議活動。如果沒有「學生走路工」事件,沒有威脅控告學生,中嘉與壹傳媒的購併案不會引發目前的喧囂風波。正由於招惹到學生,才有後續的731遊行、901「反媒體壟斷」遊行、1126佔領行政院與1129再戰公平會抗議。
在不同議題上,學生權力的登場改變了原先的對抗格局,產生了實質的影響。在新勢力浮現之際,年長世代還不一定能聽得懂青年學生的聲音,他們拘泥於舊時代的思維與詞彙。有些人擔心學生淪為在野黨的打手,不當地模仿政治人物的講話語調,不敢打破「學生純潔性」的迷思。部分人士甚至迫不及待地搬出「天地君親師」的封建倫理,進行道德裁判。

勇於質問社會問題

事實上,在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學生還擔心自己被「抹綠」;但是4年後,學生變得更成熟與自信,他們很清楚自己是在利用政治,而不是被政治所利用。
在60年代的歐美,學生權力或多或少是被主流媒體所瓦解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Todd Gitlin指出,美國無線電視台對於初期反戰運動的正面報導,讓學生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一旦媒體的態度轉向負面,激進化的學生腹背受敵的困境。相對此,在一波又一波的主流媒體打壓下,台灣的學生權力反而更形壯大。學生們最依賴的媒介即是臉書,這個曾掀起阿拉伯之春的網路媒體,已經成學生權力的最有效動員管道。
追根究柢,學生權力為何發揮作用,令衛道人士畏懼,原因在於他們勇於質問兩個台灣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亦即是公平正義與中國因素。在退休軍公教人員死抱著18趴與春節慰問金,勞工卻面對勞保破產,年輕人起薪直直落的當下,階級之間與世代之間的矛盾日益明顯。學生力挺迫遷戶、失業勞工,他們即是在捍衛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避免進一步的社會撕裂。此外,對於年輕人而言,中國因素不再是先前的文攻武嚇,而已經直接進入本土社會。如果我們的警察忙著沒收中華民國國旗,但是卻對於揮舞著五星旗的急統派群眾視若無睹,那麼我們的政府到底是在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台灣人民?
如果掌權的年長世代不願認真面對公平正義與中國因素,無能提出解決對策,那麼我建議,就多讓出一些空間,讓學生權力想出一條屬於他們世代的出路吧!用社會學的話來說,青年的「平均餘命」比我們更多,無論好壞,未來的台灣社會將是由他們來承繼。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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