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彈性 哪種安全(何思瑩)

1957
出版時間:2018/01/13

近日《勞基法》修法引起熱議,政府多次祭出「彈性安全」的大旗,賴清德說「讓台灣往OECD國家既安全又彈性的方向上前進」,林萬億也說「不能今天有彈性,明天再給安全,要彈性安全同步」。事實上,從王如玄任勞委會主委開始,就倡言台灣要調製具有自己特色的彈性安全「勞動鳳梨酥」;究竟彈性安全真是解決所有勞動問題的萬靈丹嗎?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彈安指標仍有爭議

一、彈性安全是各方政治協商角力下的結果,而非解決勞動問題的普世真理
此次修法將彈性安全奉為絕對真理,事實卻不然。綜觀而言,1990年代為了解決歐洲諸國從1970年代開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開始勞動規範鬆綁,這些國家多具有強大工會傳統,改革遭工會強力阻撓,最後採取了政治上的權宜手段──維持一般契約的規範強度、僅鬆綁非典契約相關規範。
後來在政策修辭硬加上「安全」,也被質疑僅是為了不要完全向彈性化、新自由主義傾斜,有學者將彈性安全稱為「包著糖衣的毒藥」,更被稱作「有蛇的天堂」。從歐盟層級的形成過程來看,是強烈主張者一個一個說服拜託,有國家強烈表達質疑(如德國),更有國家去信要求委員會刪除過度強調彈性的字眼(如斯洛文尼亞、葡萄牙),故彈安有可能僅是一個「非常脆弱的共識」。且歐盟彈安為了盡量涵蓋所有政策,僅有模糊的八大方針,讓各國自由發揮;測量彈安的指標至今仍有許多爭議,我國不該只因其是國際潮流就奮勇跟進,因為外國的月亮真的沒有比較圓。
二、彈性安全的落實,需要諸多其他配套措施、政策環境與社會文化的配合
退萬步言,彈性安全能在丹麥與荷蘭創造出令人稱羨的勞動市場結果,乃因該國同時具有其他重要的社會環境因素,台灣若沒有這些措施,只貿然學習「彈性」,後果堪慮。丹麥與荷蘭的彈安之所以成功,在於其悠久強大的勞資政三方社會對話協商機制;又如德國,其金屬產業勞資雙方,曾在1995年達成「三年不加薪、但也不裁員」的協定,此乃勞資雙方自願以讓渡薪資彈性換取工作安全的重要例證,前提仍在於強大的工會與健全的協商機制。反觀台灣工會組織率極低,此次修法中更把許多協定下放到無工會者由勞資會議決定,在現今狀況下,勞資會議極有可能淪為資方的橡皮圖章。
丹麥彈安所以成功,除了高彈性勞動規範、高替代率失業津貼與積極勞動市場政策形成的「黃金三角」,更因充足的公托資源,不但是以福利國家作為僱主僱用更多女性,也使更多女性能夠進入就業市場,故有論者提議將彈性安全(flexicurity)改名為彈性照顧安全(flexicarity)。台灣若想實施彈性安全,應該在其他配套措施上全套做足,而非只學一半。

恐對弱勢造成傷害

三、彈性安全極有可能造成勞動市場的二元化後果,對弱勢群體傷害更大
彈性化極可能帶來勞動市場雙元化的惡果,使「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勞動條件與保障差異日大。很多非典勞工,無法享有正職勞工的各種薪資與休假待遇,甚至沒有正式勞健保,更影響老年的所得安全。弱勢群體,如女性、初次尋職者、中老年就業者、低技術者與移民,也常落入條件較差的邊緣性勞動市場,無法重返一般勞動市場。故彈安更應針對這些弱勢群體進行設計,積極促進社會整合,防止分化的發生。
並且,現今所謂的彈性化往往僅是符合僱主利益的彈性(如旺季趕工加班),而從勞工角度出發的、自主安排調整工作時間與休假時間的「彈性」(如家有幼兒者可提早下班接送小孩)卻往往被忽略。
彈性安全不是解決所有勞動問題的萬靈丹,強化具有自主意識的工會系統,健全勞資政三方協商,才是落實彈性安全的第一要務。

紐約市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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