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監控防逃 法務部別卸責(林孟皇)

出版時間:2019/11/09

「日本!我們來了」由於台灣健兒的傑出表現,台灣隊今天(9日)啟程前往日本參加世界十二強棒球賽的複賽,以爭取明年東京奧運的參賽權。在這次赴日參賽的隨行隊伍之中,棒協理事長辜仲諒引人矚目;他可是獲得高院承審合議庭裁准具保1億元,並責付給體育署長高俊雄,才得以解除限制出境。

白領犯罪遲未定讞

辜仲諒在擔任中信金副董事長期間,因捲入「紅火案」案,於民國98年被起訴。歷審都被判決有罪,高院更一審判3年6月,目前由最高法院審理中。一個纏訟10年的案件,迄今仍未定讞,是台灣許多白領犯罪的通病。
這幾年來,辜仲諒積極投入公益活動,除棒協活動之外,他也成立中信反毒基金會,與主管機關法務部、衛福部合作,積極投入毒品防制工作。在每年舉辦的研討會中,還會與政務委員、法務部長來個大合照。有法官同仁不以為然:罪犯怎麼可以與負責犯罪追訴的檢察官的主管機關首長同台合照?
我答以;誰叫台灣法院不爭氣,審判效能不彰!誰縱容最高法院可以枝微末節,一再撤銷發回?這該問責於掌有人事權的司法院主事者,為何論資排輩派這些不敢勇於承擔的人,去從事一槌定音的工作。
話說回來,金融、貪污等白領犯罪大都是卷證複雜、繁多,如果檢察官又蒐證不齊全,法官本難以在法定羈押期間內審結,勢必要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替代處分保全被告。何況羈押是干預人身自由最大的強制處分,僅能作為保全程序的最後手段,自應慎重從事。
然而,在確保自由的強大誘因下,遭判處重刑而逃亡是人性使然,沒有人能擔保這些人不會逃亡!

具保停押建立配套

依照媒體報導,近10年來在審判期間落跑的刑事被告超過7000人,即可得證。是以,與其在發生要犯逃亡後,再來追究司法人員的責任,毋寧應該在具保停止羈押的制度上,建立更合理的配套機制。
法務部從93、94年間就開始倡議一項刑事政策:對交保的刑事被告施以科技設備監控(配戴電子腳鐐),司法部門也因此提案修法,10幾年來卻始終無法落實。癥結在於誰來執行的問題喬不定,院、部互踢皮球的結果,人犯脫逃事件也就一再重現。
直到108年7月,代表民意的立法院總算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明定法院許可停止羈押時,可要求被告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可惜的是,由於台灣有舉世無雙的「雙元司法行政系統」──司法院、法務部各掌有一部分的司法行政權,該法通過4個月後,院、部之間還為了審判中交保的刑事被告該由誰來執行一事,爭執不休。
其實,《法院組織法》第60條明定檢察官的職權,包括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及指揮刑事裁判的執行;相較之下,法院僅是基於中立制衡的角色做出裁判,並不負責人犯羈押、徒刑執行等工作。而科技設備監控本是執行法院裁判的一環,自該一律由檢察官負責,哪有法務部所主張:偵查中由檢察官執行、審理中由法院負責的道理。
猶記得多年前我在審理一件吸金案件時,檢察官查扣了被告的犯罪所得,其中包括許多名牌包。檢察官在審理期間,以法院贓證物庫並無適當溫控設備,這些名牌包有價值減損之虞為由,聲請法院裁准變價拍賣。當時的司法實務少有在審理期間准許變價拍賣的情事,但我所屬合議庭認為檢察官主張有理由,仍予以裁准。
裁准後,卻為了該由誰執行變價拍賣裁定而協商許久。當時的公訴檢察官願意執行拍賣,台北地檢署檢察長則認為該由法院自己執行,理由是擔心成為通案後,會加重檢察官日後的負擔。在這過程中,我曾聯繫司法院、法務部承辦人員,他們都說這是院、部之爭的老問題,無解!
在跟台北地檢署聯繫時,我告以:由法官執行拍賣很容易,只要交付民事執行處執行即可;但從職權分工,以及彰顯檢察官打擊犯罪、與被害人站在一起的立場,都該由檢察官執行,以贏得民眾的掌聲。最後,檢察官執行了這場拍賣會,不僅吸引了許多名媛貴婦投標,還成為熱門社會話題,上了報紙頭版。

不應院檢各自負責

由上述事例及法律規定可知,刑事被告經法院裁准施以科技設備監控時,無論是偵查還是審判階段,都該由檢察官負責執行,而且從成本效益、避免空窗期來看,沒有道理由兩個主管機關各自負責。何況現行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的科技設備監控,也是由法務部負責。
是以,還請法務部放棄本位立場,儘速與司法院協商配套措施,讓這套新制上路,以彰顯檢察官是公義代表人的精神。

台北地方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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