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院前法官張永宏:保護知的權利 避免與公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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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8/09/13 00:02
日本高等法院去年首定義「被遺忘權」的6項基準;惟論者提醒,即使承認「被遺忘權」,也會與公益發生衝突,必須在個案中衡量哪一方的利益更值得被保護。翻自《維基百科》
日本高等法院去年首定義「被遺忘權」的6項基準;惟論者提醒,即使承認「被遺忘權」,也會與公益發生衝突,必須在個案中衡量哪一方的利益更值得被保護。翻自《維基百科》

【向Google要求「被遺忘權」,合理嗎?】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已有不少民眾向Google等搜尋引擎公司,要求移除自己負面、錯誤或過時的資訊,以保障「被遺忘權」,台灣也曾出現首宗訴訟。但在人民「知的權利」與「個人隱私」之間,孰輕孰重?值得深思。

張永宏/律師、高等法院前法官

網路時代,一旦在網路上揭露訊息,不論是否採取阻絕措施,均有可能演變成公告周知的結果,多年之後,仍然可以為有心人士找出來(即俗稱「人肉搜索」),加上複製、轉載、連結之便利,訊息可以同時或先後出現在不同之網路上,可說是「一旦出現,四處皆有、永不消逝」,比起塑膠袋,更具有持久性,比起傳統媒體,更具有散布力。

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訊息的當事人如果希望特定訊息不要再被網路搜尋到,有沒有什麼法律上的手段可以使用?近來,受到法國判決及歐盟、美國加州之立法影響,國內也開始主張「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認為可以作為請求網路搜尋引擎業者刪除網路訊息的法律依據。

問題是,是否一定要創設、承認「被遺忘權」,才能夠有效提供當事人救濟途徑?換句話說,我國現行法制中,是否別無其他權利可以作為網路訊息的受害者尋求救濟的依據?

首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已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列為保護對象,認為受侵害之當事人可以請求「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甚至是「刪除」這些個人資料,故意或過失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更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乃至刑事責任。

以網路上之訊息來看,可能是「當事人自行公開(如接受媒體採訪、或自己po上網)」、也可能是「其他已合法公開(如法院判決書)」、或是「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如網路訊息)」,其中「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7款、第2項已經規定「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得請求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者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所以《個人資料保護法》上述規定,有可能作為除去網路上個人訊息的一種手段。

其次,已經為《民法》、大法官解釋承認之「名譽權」或「隱私權」也可能作為請求除去網路上個人訊息的手段。或許有人會質疑,已經在網路上公布之訊息,哪還有隱私可言?但即使是已經在網路上公布之訊息,仍有可能有人尚未知悉,所以還是有值得保護的隱私存在。

不可諱言,不管是援用個人資料保護、名譽權或是隱私權,都必須進行「私益」與「公益」的比較衡量,所謂「私益」,例如「社會評價」、「名聲」、「隱私期待」、「寧靜生活」甚至是「重新做人」;而所謂公益,則包括「表現自由」、「人民知的權利」在內。私益與公益的衡量是浮動的,在訊息公布之初,也許是公益大於私益,但隨著時間經過,私益可能大於公益。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提出比較衡量的標準,包括「1.訊息之性質與內容、2.公開訊息之目的、意義與必要性、3.訊息繼續公開所造成之損害與其程度、4.當事人之社會地位與影響力、5.訊息公開時之社會情況及之後的變化」等。

以上開標準來看,犯罪前科、犯罪嫌疑(但後來不起訴或無罪確定)、性犯罪被害人、裸照等訊息,因為性質不同,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犯罪前科之種類不同,結論也可能不同,司法判斷的價值,就在於不同利益之間的正確衡量。

即使承認「被遺忘權」,但也不是無上的權利,仍然會與「表現自由」、「人民知的權利」等公益發生衝突,在個案中同樣必須藉由比較衡量的方式,來決定哪一方的利益更值得被保護。針對除去網路訊息之要求,現有的個人資料保護、名譽權或是隱私權已經可以提供足夠的保護,反觀「被遺忘權」既無法律明文,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均不明確,與其等待更多學說或實務見解來補充「被遺忘權」,還不如直接援用上述既有的法律權利來尋求救濟,來得實在、有效,政策上也比較不會有疊床架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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