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教育部該上一堂公民課(劉靜怡)

出版時間 2014/02/07
蘋中信:教育部該上一堂公民課(劉靜怡)

從《憲法》角度思考教育領域的權利義務關係,「課綱」的功能本是設定教育內容的基本框架,而「教科書審定」則應採取低密度的審查標準,以保障人民在教育層面的各種自由。但因課綱除採用《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的「綱要」用語外,不僅涉及國家教育權力的行使及其界線,更影響人民的教學自由與受教權利,加上今年8月即將全面實施的《高級中等教育法》在第6、8、43和46條等處強化課綱的法律拘束力,在法律定性上似應將課綱歸類為關乎人民權利義務的法規命令,自應符合《行政程序法》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此一要求除須同時落實「組織」與「程序」正當性外,也用以確保各方利害攸關者自始至終的實質參與,以強化國家教育高權行使的正確性。
此次高中課綱調整,即使暫且不論其必要性,其法律依據僅能找到即將廢止的《高級中學法》第8條第2項:「各類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或綱要及設備標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而新近立法通過但尚未施行的《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3條,尚非有效之法律依據。那麼,未來人民是否可拒絕遵守依據已廢止的法律而授權調整的課綱?這是潛在法律爭議。

其次,教育部「微調課綱」過程來看,幾乎刻意跳過法規命令訂定的提議、預告、聽證、審查等程序要求。試問:課綱只能「依法訂定」,所以才有「完整而非微調」的九五課綱和九九課綱,法制上何來「微調」之說?「微調」的法律授權為何?教育部是否濫用「微調」手法來規避法律面的程序要求?如果連教學現場最重要的高中公民教師都無從及時參與程序,那麼,在行色匆促的微調過程裡,有透過正當適法且各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徵詢意見嗎?再者,媒體報導的「檢核工作小組」,既然主導性極高,有何適法依據?
法治國家施政,本應以公開透明的資訊當做溝通說服的依據,教育部直到通過課綱都還堅持結案報告和委員名單不能公開,根本是一場刻意隔絕法治陽光的黑箱作業。那麼,國教院下的課發會與教育部長擔任主席的課審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到底有無傳聞中的偽造公文書情事發生?更離譜的是,教育部表示課審會通過的微調課綱「還在修正中,所以沒有辦法公布」,但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要點」第14點規定,若課綱「還在修正」,在程序上便只能「再審」以決定是否通過,何來「已經通過」可言?教育部此種濫用教育主管權力的操作手法,根本是強度關山,哪有尋求全國共識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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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綱微調方案違反程序正義,約40名教師前天到教育部抗議。中央社

面對掌握教育事務監督管理權力者,高中公民教師們勇於集結,正面提出既堅定卻溫和的訴求,是及時幫大家開啟了一扇公民課的大門。教育部若堅持犯錯到底,此次課綱事件涉及的授權不足與程序違法,除了再度暴露政府的民主治理能力低劣外,恐將成為更多法律爭議不斷延燒的引信,教育部也將荒謬地成為公民教育的負面教材。

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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