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評論:中共代理人與冒名民主的危機(邱文聰)

更新時間: 2019/08/26 05:00

在臉書、推特及YouTube祭出鐵腕,清理受中國政府控制用來散布不實訊息的私人帳號與頻道後,引來中國政府發言人指責侵害14億中國人言論自由的回應。以自由民主國家所保障的自由權阻撓或反對正當的民主自我防衛,雖是中國滲透並裂解其他民主政治體的常用伎倆,但自由民主體制可貴之處正在於,其共同體成員能藉由反覆民主思辯,找出長久維護自身自由權利的最佳平衡點。近來有關「中共代理人法」的立法爭論亦復如此。
當今中國對台灣民主體制的威脅形式主要有二:一是透過在台的「代言人」於台灣內部倡議並實現中國政府之政治利益;二是藉由與台灣個別「代表」之政治協議,支解台灣政府對外一致的民主正當性。要完備對兩者的民主防衛工程,至少必須補足現行法之缺漏,並增加兩項立法。
現行法中有三類規定應優先補漏:首先,現行法中不乏明文禁止或限制大陸地區人民從事特定行為的規定,例如《政治獻金法》、《公投法》禁止中國「政治獻金或捐贈」;《遊說法》禁止中國「遊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均禁止中國「助選」。
其次,現行法關於言論與文化傳播事業、關鍵基礎或敏感設施之規定,例如《廣播電視法》、《公共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財團法人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電信法》、《電信管理法》、《天然氣事業法》、《引水法》等,均有從業人員或經營者應限本國籍之規定。第三,在有關結社、集會等與民主社會內部公共意見形成有關的相關法律中,亦多有會員或負責人應限於本國籍之規定,例如《政黨法》、農漁會法、工商業團體法、《集會遊行法》等。
這三類法律原即寓有避免外部勢力影響之規範目的,以確保民主社會中傳遞意見或重要社會基礎功能之提供,不受制於外國,也確保公共意見之形成是以具有相互連帶的政治社群為範疇。因此將有明確證據證明受中國政府之命以遂行其利益為目標之人,納入應受限制之範疇,與原本法律之規範目的應屬一致。

有害主權不應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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