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沒創意的跨年趴,誰先喊卡

出版時間 2020/12/26
蘋論:沒創意的跨年趴,誰先喊卡

年關將屆,全台幾乎每個縣市政府都預定舉辦跨年晚會,掃興的是,一名外籍機師因為個人防護不力,將境外新冠肺炎病毒傳染給一名台籍女子,引發近半年來最大社區感染疑慮,直接衝擊到各縣市舉辦跨年晚會的安全性。

雖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開出幾項規定,只要各主辦單位能嚴格執行,中央不會介入終止,但因跨年晚會是大規模近身群聚活動,要完全落實實名制是難上加難,加之英國病毒變種引發另一波感染高峰,全球人心惶惶,因而民間反對舉辦聲浪迭起,也讓縣市首長置身箭靶中央,在辦與不辦之間,躊躇不已。

從1986年滾石唱片舉辦台灣第一場跨年「快樂天堂演唱會」、1994年宜蘭開風氣之先舉辦地方政府第一場賀新年活動,到2003年台北101大樓落成的華麗煙火主秀,30年間幾度推波助瀾,參與戶外的跨年大型活動,業已成為台灣國民的共同生活儀式,不僅地方政府視之為確保「施政滿意度」的指標活動,也被各個娛樂產業看成是創造產值的年度重頭戲。

舊瓶裝舊酒吸引力不再

然而,扣除疫情所引發的社會安全思維以及延續傳統的思路,我們也可從另一個文化角度,重新來審視地方政府舉辦戶外大規模跨年演唱會、煙火活動的必要性——當跨年晚會一年沿襲一年,節目內容大同小異,每個縣市都在「舊瓶裝舊酒」地爭搶相同的幾個藝人,電視轉播收視率愈來愈低,這種跨年活動是否仍有繼續主辦的必要,尤其是主辦方並非有著績效評估的民間企業,而是運用預算公帑、慣性看著照後鏡開車、欠缺創新欲望的縣市政府公務體系。

上個世紀末,台灣社會對大型戶外群聚活動的渴望,是可以被理解的:從戒嚴時期脫困而出,走上街頭、團聚會場,享受著自由與民主的氛圍,明白道貌岸然的威權邏輯下,真實的庶民人生其實是擁有各種情感面貌的情緒綜合體,敏銳的藝人將這種內容組織起來,化身為激動人心的唱跳表演,具有著莫大的解放能量和時代意義。

2003年開始的101煙火秀,一度因為大樓是全球最高建築物,而得以享有全球轉播的曝光度,每一個參與現場的觀眾都有片刻「台灣/世界」連線的共同體亢奮感,這乃是台灣被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拒絕多年後,大多數國民普遍需要一種受認可、被承認的媒體曝光機運,而101跨年煙火秀正提供了機會。但隨著世界更高的大樓落成,更絢麗的煙火施放,台北跨年晚會的吸引力早就不如以往。

時代變遷應當回歸市政

近年來,各地縣市政府「輸人不輸陣」地爭相舉辦自身的跨年活動,固然是要爭取「天龍國之外」的曝光度,但更多的原因則是「大家都辦,我沒辦等於說我沒做事」的避險思維,其結果就是跨年晚會節目的同質化,年年千篇一律。

放眼世界,各地獲有聲譽的年度跨年晚會,都由民間單位主辦,例如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跨年盛會,有延續傳統的一面也有強調該年特色的一面,讓每年末的倒數計時都引人過目不忘;日本NHK年度紅白對抗歌唱大賽,透過元老、新銳歌手的組合,老歌、新歌的編曲風格替換,主持人帶入年度集體記憶事件,幽默溫馨回顧與前瞻,觀眾情感也跟著高潮迭起。相較於政府,民間製作人比較能大膽思考如何推陳出新,創造受眾最大切身感動,這既是他們個人或組織成就感的來源,也確保著贊助商能提供最大程度的金援。

台灣由政府舉辦的跨年演唱會與煙火施放,一年比一年單調,其根本原因是公務員根本不適合當娛樂產業的製作人,當公辦煙火晚會的時代原因早已不在,該是回歸市政的時候了,待到明年,那些勇敢說No!的縣市首長,才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開創性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