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可以出售 也可以交換

出版時間:2005/06/22

台灣政客在操弄「主體意識」多年後,終因和日本海域重疊引發的漁權之爭必須面對「主權意識」。根據《中國時報》十七日的民調,三成四的受訪者認為釣魚台主權絕對不容放棄;四成四的人則表示台日關係比較重要;二成二的民眾未表示意見,可見國人的「主權意識」是相當分歧的。再以主要平面媒體為例,《自由時報》認為「台灣面對中國與日本,有嚴重的雙重標準,『媚中仇日』的情緒不斷加深國家認同分歧的裂痕。」《聯合晚報》對於高官出海做秀,認為日本「只要選擇避開,滿足台灣大官的作秀癖之後,繼續以規律、不讓步的艦艇巡邏、驅離為常態,請問:台灣大官們,又敢怎樣呢!」而《中國時報》則認為「在這個主權爭端上動輒劍拔弩張的國際社會中,日本真的不可能有第二個像台灣這樣無怨無悔不棄不離的朋友了,」因此「好歹給個面子。」 《蘋果日報》認為王金平隨艦護漁是「作秀表演罷了,為的無非是選黨主席。」

國家權力大小是指標

要認清台日主權爭議的本質,前史丹佛大學教授克瑞斯納(Stephen Krasner)1999年所著《主權:組織性的偽善》(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恐怕是最合適的一本書。之所以要提出克瑞斯納的觀點因為他不只是個傑出的學者,他也是今年二月四日才被萊斯任命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處處長。被譽為美國「外交理論教父」的肯楠及「冷戰設計師」的尼茲(Paul Nitze)在1940年末及50年初為該處前後任處長,新任世界銀行總裁沃佛維茲也曾掌管該處兩年,此一職位的影響力不言而喻。
克氏認為主權可概分為四種:一為國際法(international legal)的主權,透過互相承認執行;二為西伐利亞(Westphalian)的主權,在特定領域內以排除外來勢力方式執行;三為國內(domestic)主權,以正式的政治組織在國內執行;四為互賴(interdependence)的主權,以公權力跨越國界的方式執行。克氏檢視西方歷史發現,由於統治者「保有權力」的慾望通常大過遵守國際原則,所以前兩種主權雖被承認但並非經常被遵循,而其行使有時具壓制性(coercive),如一次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內少數民族的人權及1990年後的南斯拉夫;有時具合作性(cooperative),如許多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簽署的協定,故稱之為「組織性的偽善」。克氏的結論是國家權力的大小仍將是解釋國家行為的最佳指標。
由於台日沒有邦交故台灣的前兩種主權根本就不被日本承認,復因台灣在安全上對日本依賴甚深,所以只有以強硬執行「國內主權」掩蓋面對日本的軟弱。以釣魚台的主權為例,外交部長陳唐山雖表示會堅持「釣魚台主權屬於台灣、漁民權益優先、和平理性談判解決、不和中國合作處理」四大原則,然檢視多年來的具體作為充分顯示我國在此一問題的立場上「壓制」的成分居多,其中包括民國79年「漢疆演習」遭前三軍統帥李登輝否決、縱容卸任總統李登輝多次以口頭將釣魚台「送」給日本、對日本在釣魚台設籍之舉始終未能展開使其感受到壓力的作為等,導致日本索性進一步把台灣北部近海劃入其經濟海域,而謝長廷院長日前更指漁民若改掛五星旗等於是「去赴死的」。

應詳加計劃保我主權

由於中國隨時可能利用釣魚台的問題展示對台灣的主權,我政府若不妥籌長遠之計,中日對抗下第一個被犧牲的很可能就是台灣的主權。根據魯道夫(Christopher Rudolph)發表於三月份《國際研究評論》(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的文章,「主權不僅可以為經濟利益而出售,也可用於交換更大的國家利益。」朝野儘可毫不保留的追求「組織性的偽善」,但老百姓關心的是能否真正為台灣爭取到更大的利益。

作者為國防大學國防決策科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美國克萊蒙大學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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