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想念阿都拉(張宏久)

出版時間:2011/03/02

歷史事件如此複雜,但是,追求自由的進程雷同性竟如此之高。利比亞政局動盪,示威的群眾冒著生命危險,只為了維護人性的尊嚴,在歷史的關鍵點中選擇出席。我心中一直惦記著:阿都拉也走上街頭了嗎?
阿都拉是三年前我到利比亞自助旅遊時認識的。他是往返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的小型巴士司機,講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因為曾留學美國,並在美娶妻生子。
他在美國對利比亞進行經濟制裁後回國探親,從此無法返回美國,被迫拋棄妻兒,而知識份子在利比亞是受到打壓的,覓職不易,所以他只好當起司機。在人前,他贊利比亞政府英明;當其他乘客都下車後,他對著我大罵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說格達費毀了利比亞。

自由是靠人民爭取

怎麼樣的社會使人民不敢公開表達對國家領導人的不滿?在高壓的政治環境,批評領導人或碰觸政治禁忌,隨時會惹禍上身。在台灣,「二二八」在90年代以前仍是政治禁忌,經過多年的努力,總算成為國定假日,人民可以自由討論及提出政治訴求。
然而,過程中這是多少人犧牲性命與自由換來的,陳文成博士就是這樣的例子,1981年他從美國返台探親,被警備總部約談,後來卻發現陳屍於台大。他的死至今仍是留學生口耳相傳的恐怖回憶,卻也是促使執政者不得不退讓的癥結之一。
我的母親陳婉真,早年因為寫文章以及參與黨外運動,遭國民黨列入黑名單長期無法歸國。成功闖關回到台灣後,她又因預備內亂罪而被捕入獄。
童年的我害怕穿制服的人,因為我認為他們是來捉母親的,更十分抗拒母親對當局的挑戰,因為這樣的行動非但難以成功,也讓我無法和一般人一樣平安的成長。
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漸漸醒悟到,今日我所享有的自由,是靠很多人爭取而來的。集權者不會輕易釋放權力,唯有人民在不斷對統治階級的挑戰中,改變才成為可能。
爭取民主的努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64年後的2月28日,台灣的上空風和日麗,「二二八」成了追求自主、反對集權統治的象徵;一如當年我們的前輩所追求的價值一樣,中東和北非的示威群眾此時開始走上街頭,利比亞卻遭遇了空前未有的鎮壓。
我想到為了生存用兩種面貌示人的利比亞司機阿都拉,我深信他必定已經走上了歷史的前端。

作者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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