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公共知識份子難為

出版時間:2012/05/14

在戒嚴未除的年代,學院知識份子由於最能洞燭機先,當然就被國家列入一級管控,因此若有不馴的學者,敢於公開就不公、不義的事件提出良心建言,儘管風險頗高,但相對的,獲得民眾認同的機率愈大,所以楊國樞、胡佛、李鴻禧、張忠棟雖被冠以「四大寇」,但民間聲名卻高漲無比,80年代的朝野協商還非仗四人不可,迄今仍傳為美談。

學者被貼政治標籤

然而解嚴之後,政經社會議題倍增,知識份子不再獨尊幾人,加上90年代中後期統獨藍綠猶如楚河漢界,從此,知識份子的發聲都先被質問立場,一旦立場不同,發言內容就形同廢物被棄於一旁。更不用說,曾經直搗黃龍的學者聯名背書(這在古代稱為「公車上書」),如今已淪為各自陣營的動員令,民間已少有人會當一回事。
在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年代,昔日以天下為己任,以全稱命題涵蓋一切的大知識份子,逐步讓位給為司法、勞工、環保、弱勢族群等發聲的知識群落,本是歷史常態;但是,知識份子不再獨尊的同時,國家和資本力量不但沒弱化,甚至有合流跡象,而合流的弊害絕不遜於昔日黨國高於一切的年代。
問題在於,當有識、有良知的學者挺身而出時,除了政治標籤立刻飛來,更可能受到政商集團動用力量圍剿。特別是有立委利用公議場合,不但直接挑明學者,甚而還以刪減機關預算威脅之時,還真讓人興起公共知識份子難為之慨!
其實,政客公器私用,多數民眾是心知肚明,未必能干擾公共知識份子的積極有為。讓人憂心的是,如今的學院工作者在拼經濟、避免邊緣化諸名義下,早已淪為日日爭SSI、SSCI點數的學院長工,偏偏所爭的點數不但於民生無益,連自娛娛人的象牙塔功能都闕如。於是,諸神的黃昏似乎暗示虛無化烏雲已然籠罩全台。

余英時發聲鳴不平

此時,遠在美國的大知識份子余英時院士又再度發聲,為島內政商結盟、過度媚共的惡象鳴不平。公共知識份子的夙昔典型,讓人又看到一絲曙光,儘管公共知識份子難為,但余院士卻以身教昭告眾人,難為才更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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