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性侵被害人的保障(吳景欽)

出版時間:2012/11/20

涉嫌下藥性侵的李宗瑞,遭檢方起訴,並具體求處重刑,惟在面對未來可能漫長的審判過程中,如何避免被害人出庭指證被告的犯行時受到二次傷害,必成為重要課題。
李宗瑞所涉嫌性侵的女性眾多,若皆判有罪,雖可為刑期的累加,惟因《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的限制,其執行刑最多只能為30年,檢方即據以求處如此的最高刑度。顯見現行對性侵害犯的處刑不僅極重,其處遇亦可延伸至刑期結束後。

惟如此的處遇,必以定罪為前提,但於性侵害的案件,被害人往往因怕二次傷害,而未能立即求助於警察機關,則最不易保全的跡證與受害證據必將流失。
尤其在下藥的場合,行為人因未使用暴力,自不會在被害人身體留下傷痕,若未能及時採集體液為檢測,恐將無任何物證可言,即便在李宗瑞事件裡,有偷拍光碟為證,這也只能證明有性交之事實,欲定性侵之罪,證明力顯屬薄弱。所以,於性侵案件的審判裡,被害人的陳述即成為最重要的定罪證據。
李宗瑞案件裡,由於相關偷拍內容已被大量披露,此不僅使被害人向檢方陳述的意願降低,更可能因怕媒體追逐,而對之否認,此將不利於真相的還原。而即便有被害者願為指認,但由於現行法制,並不承認被害人的程序主體地位,也因此,於偵查或審判時,雖依《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1第1項,可有親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被害人在場,以來安撫其情緒,卻無請求律師在場的權利。

科技設備隔離保護

相對而言,被告不僅可請最多為三人的律師,更可被害人作證時對之詰問,如此的不對等關係,凸顯出現行法制對被害人保障的不足,致可能使被害人對申告與出庭作證卻步,就算願意挺身而出,卻又得面臨接踵而來的審判折磨。
原本被害人於法庭外的陳述,乃屬於一種傳聞,應被排除審判之外,但為避免出面指認的被害人須不斷接受訊問,而一再將其傷口翻出,依據《性侵害防治法》第17條,就規定有被害人的身心創傷,若已達無法陳述的地步,法官即可以檢警的被害人筆錄為證,而成為傳聞證據的例外。只是此例外條款,不僅要件極為嚴格,且為保障被告詰問權之故,適用機會不高,被害人仍須出庭作證。
而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第1項,法官於此種案件審理,為了避免被害人直接面對被告,應以科技設備為適當隔離,但因被告有程序權保障之故,仍要給予其與律師的詰問權。
惟即便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6條第4項,對被害人過往的性經驗有不得詰問之明文,但被告方必會在有意無意間,藉各種詢問,將案件導向是為金錢、甚或兩情相悅的性交。整個審判過程,就可能由對被告的定罪,轉向對被害人的道德指摘,若再加以物證缺乏,致須適用罪疑惟輕原則下,最終的判決結果,是否會如檢方所預期的重刑對待,必將成問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蘋果「升級壹會員」閱覽,版權所有,禁止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在紙本或網路部分引用、改寫、轉貼分享,違者必究。

下載「蘋果新聞網APP



有話要說 投稿「即時論壇」
更多

《要聞》

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