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如何因應「中國因素」 (葉國豪)

出版時間:2013/01/14

日前中研院吳介民博士的《2012是中國因素元年》一文,指出中國藉由財團或親中組織等「跨海峽政商聯盟」力量介入台灣的選舉,進而影響決策、輿論與政治秩序。吳文發表後,引發了不少關注,然而相關的討論內容卻頗為模糊,形成各說各話的趨勢,使得這一個反思「中國因素」及其影響的契機似乎稍縱即逝,相當可惜。

目前針對「中國因素」的討論不僅焦點不同,涉及範疇亦各異。有從「惡勢力」等泛道德的角度為出發點;有回溯百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影響者;較深入者則指出了「中國因素」的正反面影響,以及「中國因素」與「北京因素」的辨析;更有進一步參照香港社會近年來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等。
事實上,若使用新聞資料庫從事初步的檢索與統計,將發現「中國因素」作為一個分析詞彙,自2000年以來確實歷經了數量上的攀升以及內涵上的轉變。在數量上,有些人或許會以為由於2012年總統大選,「中國因素」才產生作用,因此是個被炒作的「偽命題」,事實上不然。過去12年來,「中國因素」一直在台灣的公共討論中逐步佔據重要的位置,而每逢總統大選前後也確實引發了更多的探討。在內涵上,早期對於「中國因素」的討論主要是「外部」的,並且集中在北京對於台灣外交空間的打壓,以及台灣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機會與威脅;然而,晚近對於「中國因素」的討論則轉移到「內部」的,並且直接影響到台灣的傳媒、人權與民主鞏固等面向。因此我們可以說過去十多年,「中國因素」在台灣(至少在公共討論上)歷經了一個「從外而內」、「由少至多」的影響過程。

注入更多民意關注

如果我們借用吳介民的定義,將「中國因素」視為「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按照上述的趨勢,他關於「台灣香港化」憂慮其實並非無的放矢。事實上,自1980年代以來香港民主化的步伐固然在北京的干預與阻擾下崎嶇顛簸,在經濟定位上也不斷憂心流失自己的優勢,淪為一個中國二線城市,人們更必須上街捍衛核心的法治與自由等價值。「中國因素」對於香港的影響可說是無所不在且日益顯著。新聞工作者的自我審查早已經是行內普遍的壓力來源,更不用說中聯辦對於香港選舉與政治的公然介入。北京極不願意看到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與壯大,因此對於有助於彼此溝通、協調組織的機制(例如,傳媒與電台等)無不盡力打壓,甚至可以透過一通電話,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施壓政府官員、影響決策。
那台灣如何因應「中國因素」?我認為應該區分為三個層次:
首先,應該結合既有的公民社會力量企圖有效地參與政治決策。在美國,為了對中國政策提供建言,事實上早在九十年代就已經成立了「中國因素論壇」,成為美國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我們也必須藉由持續討論、納入更多民意關注「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
其次,台灣應該更為關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發展。尤其未來的五年將是香港的關鍵時刻,是否能夠恪守《基本法》與司法獨立,是否能開展「真正意義上的」雙普選以及繼續捍衛言論自由等,都應該為台灣所關注。理由無他,香港正是「中國因素」影響下台灣的前線與最佳參照。
最後,重拾「跨海峽公共領域」概念,增進兩岸相互了解,支持中國社會的集會與表達自由等公民權利,避免廣大民意被排除在制度化的決策過程中,同時為難以避免的政治談判預作準備。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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