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陳文茜: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陳文茜)

出版時間:2014/02/15

宛如是一名念研究所時充滿文創理想的年輕人,畢業時在台北找到了一份夢寐以求的文創工作,月薪不算低4萬;她於台北市郊外租了一個小房間,開啟人生青春夢。一張床、一張書桌、房租8千元,上班地點大安區,搭公車加捷運約一小時。她每天7點出門,晚上加班至10點才下班,回到家裡已經夜裡11點。洗把臉,沖個澡,想把白天工作不熟悉的地方翻書查閱一下,厚重眼皮已然垂下來。她的工作是文創,但沒有太多時間寧靜蓄累自己的創意能量。她知道自己正在學習,但也正被掏空。

每個月她省吃儉用,吃、住、交通外,薪水只剩2萬元。她寄了5千元給鄉下的媽媽,剩下2千元買書、偶爾看場電影、或者女孩子給自己添件衣裳……日子如此精打細算,她一個月大概存下台幣1萬元,年利息0.9%。
每天她在台北大城市走過大樓公寓,對她那仿若一個永遠高不可攀的想望,那些報紙刊登的豪宅價格,完全是海市蜃樓,另一個世界。

高房價如暴政壓迫

宛如想回家,可是家鄉沒文創工作。她只能選擇當大城市中的小螞蟻,每日辛苦勤勞之餘,偶爾抬頭看看台北樓與樓間有限的窄小天空,「總有熬出頭的一天吧!」她如此激勵告訴自己。
工作3年,宛如決定增加收入,並且多觀察人群,周末到星巴克打工。我在那裡遇見了她,她藏了三周,終於鼓起勇氣拿著我的書《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盼我簽名。指著其中一行文字:「只要真誠地專注於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人與事,那怕一無所有,世界不會在我們的眼前倒塌」然後說:「我相信妳,文茜姊……我會專注努力下去。」
走出咖啡店,我手上那一杯咖啡是鹹的,因為裡頭滴落了淚水。我們是一群作者,成長於台灣起飛的年代,我的工作是鼓勵現下挫折的人們;但現實體制的不公、失靈的世界對年輕人的壓迫,我無能為力。剎那間,我覺得自己多麼空洞,多麼虛偽。
我們坐視台北的房價高漲已到「暴政」的地步,可是發出怒吼的人少之又少。如今在台北擁有一間像樣的房子,已經成為台灣整個社會階級的象徵。年輕一代渴望工作或者有前途的機會,均聚集於台北。在台北沒有一棟房子,代表你的孩子皆是「宛如們」;他們的青春不是拿來做夢的,而是拮据疲困的。由於房租、外食……打從青春時期,他們的生命即銬上了枷鎖,沉重無比。父母是否擁有一棟台北的房子,對年輕人好似印度的「種姓世襲制度」,擁有者青春是彩色的,非擁有者只能蝸居某個角落;她的青春注定是黑白的。

空喊社會正義住宅

自從經濟大崩壞之後,全球皆實施接近零利率政策……隨之而來的便是資金不流入生產,反而流入大都會房地產。房價攀升,在瑞士、德國、香港、東京、倫敦、吉隆坡……唯一有效控制的是新加坡。但這些所謂房價飆漲的國家,柏林只漲10%,瑞士9%,香港約35%……而台北有的甚至高達200%。
一位想競選台北市長的候選人告訴我,台北的高房價在國際市場上簡直毫無道理,他很想問中央政府在做什麼?因為地方政府毫無權限!我告訴他香港近日政府釋出大量土地,準備蓋公租屋打房;德國準備課房價暴利稅高達40%,若炒房利益超過25%,問責刑事罪「坐牢」。這些國家皆明白一件事,房屋並非僅是經濟產物,它同時是基本人權,任由房價高漲的政府,是殘害基本人權的政府;其意涵不下於迫害「言論自由」和「人身自由」。
台北房價「大躍進」的真相是全球經濟大崩壞後,政府無能且失靈的產物。1%有錢人資金囂張肆虐,政治淪為利益團體的工具,政策變成為富人量身打造的提款機。公義淪喪,政府無視一船民眾的痛苦,喊了許久的「社會正義住宅」或「房屋平台」,仍如空中樓閣。自2008年以來,產業更空洞化、競爭力更衰退、社會更貧窮化。以致一個不向命運低頭的女孩,只能抓著幾句書寫者的語句,每日如誦念珠般,不斷安慰自己。
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

電視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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