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合法的暴力」(王醒之)

出版時間:2014/04/01

幾天前的瘀青還沒消失,不斷讓我想起我第一次上街頭抗議是剛上大一、也是野百合學運的隔年。當時核心的社會議題之一是「反對老賊修憲」。在幾個大學進步性社團的動員下,我們聚集在陽明山中山樓外的封鎖線抗議。社團學姊領著我走到隊伍最前面,我乖乖地跟著,不知死活。當隊伍開始向前推擠時,我才開始感到害怕。身後群眾強大的推力讓我的身體直接貼在盾牌上幾乎動彈不得,當然,鎮暴警察的表情變化我也看得一清二楚。那回,也是我第一次隔著盾牌被警棍重重地捅了肚子,總算用身體經驗到國家機器的具體存在。

在不滿二十歲的當年,恐懼直接取代了疼痛,但超越不了疑惑:我看著跟前兩三排鎮暴警察的眼中充滿了憤怒,真實而直接地視我為敵人,那個恨意,沒有半點矯飾與懷疑。前兩天凌晨在行政院的驅散裡,我看到了一樣的神情。把我拖到盾牌後仍對我拳腳相向、咆哮或趁隙用警棍戳我胸腹,反映出與二十多年前相同的社會張力。
何以他可以毫不遲疑地視我為「暴民」?儘管我可能只是靜坐在那裡。他們都是背著「勤務」的公僕,成為國家機器的延伸,維持著勤務所指涉的「秩序」。但回頭想想,這個秩序的合法性,恐怕是我們集體在生活中、慢慢、一次次授予的。
我們透過選舉,授予了各種公僕權力,從民意代表到行政首長、從公務人員到國家領導,但是我們身為主人沒有更負起責任,準備不厭其煩地清楚要求公僕該做什麼、該怎麼做。我們始終相信公僕可以管公僕、立法可以監督行政。我們把各種公僕們的工作設計託付給政黨、專家,美其名說是分工,但其實就是自己不準備負責。甚至,我們竟然相信選票可以保證政客對自己忠貞。到最後,主僕易位。

施暴指出政治怯懦

於是,數年一次的民主選舉成了公民權的發包平台。有些勤務(如鎮暴)在基層變成了血汗勞動,擠壓人扭曲變形,但有些勤務在高層卻成了特權,可以殺人不見血(如服貿)。警棍、盾牌、噴水車,當然是暴力,但討論的重點怎麼會是警察?王卓鈞?肉搜,有必要嗎?就像是某些社工的冷血、教師的體罰、官員的無良,重點都不在這些個別人,而在其社會角色所承載的秩序。
當電視新聞重複播放著鎮暴血腥鏡頭,我們不斷指認國家暴力的同時,別忘了,那些秩序可能都是我們長期同意的:你我同意了軍、警不能組織工會,所以軍、警內部永遠沒有反省制衡的力量;你我同意了選舉等於民主,所以我們只能投票不能監督、更不能抗爭;你我同意了行政院由立法院監督,所以我們只能拜託立委,但是立委失能時人民不該佔領立法院,更不該佔領行政院;你我同意了兩黨政治是最廉價簡便的民主政治,所以被政黨出賣時我們只能被迫選另一個其實一樣爛的。
所以,鎮暴警察對學生鎮暴的理所當然,不僅僅是來自上層命令與行政紀律,更來自他對於秩序的相信與同意—「可以抗議、不能佔領」。這種社會心理現實是與既存社會運動的局限共構共享的。我不想控訴暴力,重點是施暴的內在正當性指出了我們在政治上的怯懦與保守。
這兩天,身邊不乏有朋友問起我這個問題:「難道,我們要讓學生治國嗎?」我現在想這麼回答:「比起長期的藍綠治國、比起失能的代議民主,學生,有何不可?」或者說:「換我們一起來奪權治國如何?」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發起人之一、輔仁大學心理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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