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中信:當文學披上國家的制服(朱宥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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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時間:2017/08/16

上周,由於師大台文系的粉絲專頁推出了一系列「台文系vs.中文系」的比較圖,再次引發了台灣文學如何定位自身、又要如何面對戰後隨中華民國移植來談的國文系╱中文系體制的爭論。這對台灣文學系所的師生來說,早已是聽到耳朵長繭的老梗題了。其中最經典的說法,就是指責台文系所是「政治的產物」,言下之意是它本沒有「獨立」的資格,若非政黨輪替之故,根本就應該「留在」中文系所裡。

文學都是先於國家

但事實上,這種指責方式蠻外行的。「台灣文學」是不是政治的產物呢?當然是。就像「美國文學」、「日本文學」、「波蘭文學」甚或「中國文學」一樣,都是政治的產物。但凡你看到「文學」前頭綴加了國名,都是因應現代民族國家的需要而產生的說法,這不是台灣的專利,而是舉世皆然。以此來指責台灣文學,正凸顯了論者對現代的文學學術體制、及其與政治的關係有多麼無知。
從常識上推想就很清楚:世界上不管是哪一族群的文學,都是先於現代民族國家而存在的。因此,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家、作品,在它們面世的時候,本來就不具有當代意義的「國籍」,他們心中也並沒有抱持著跟我們一樣的國家想像在寫作。就以「中國文學」為例,當我們說李白和蘇東坡都是中國文學的重要作家時,他們在政治上的認同對象顯然就不是同一個國,更不是2017年的當下大家理解的那個「中國」。更有甚者,如果我們把時間往前拉,考慮屈原之類的案例,他恐怕根本也不認同「中原正統」的那個國家。
在台灣文學的領域裡,狀況也是一樣的。1920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將如賴和等作家,雖然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在為「台灣」寫作,但他們心目中的「台灣」可能更近於一個地理名詞,而不是國名。他們當然更不可能預料到有一天台灣本土運動會揚升,並且會開始有人倡議獨立、建構「台灣國」。再往前推到清代文人如郁永河、林占梅等人,他們在政治上更不可能是帶有台灣認同的。
文學先於國家,故我們現在看到的「某國文學」,都必然是事後追認的產物。而既是追認,誰被認、誰被忽略、又是被誰認定,當然就是人們集體的政治過程決定的。作家和作品本來就在歷史的長廊裡站得好好的,只是我們回頭去幫他們披上了繡著某國字樣的制服。這本就不是一種絕對科學的劃分方式,而是一種集體認同的選擇:我們決定自己跟這些作家之間的親疏遠近,決定哪些記憶、哪種美感是更貼近我們此刻的共同認同。

台文中文政治產物

在這個意義下,無論是台文系所、還是中文系所,都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制服製造商」,由這些學者們寫下的文學史,也就各自代表了不同民族國家的記憶發明。說誰是「政治的產物」,是不構成指責的。因為大家都是。此中不牽涉絕對的真理,而只是選擇問題。這樣一來,問題就變成了:你選擇哪一種政治?你傾向以什麼樣的服式來理解過去的文學記憶?
因此,台灣文學及其制服製造商的「台文系所」,既不高大也不卑微,不多不少就是一個打造台灣人記憶的體制。它不需要藉著貶低別人來榮耀自己。而當它被自己人貶低的時候,透露的也不過就是台灣人一直以來的自輕自賤而已。

作家、《秘密讀者》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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