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華航罷工背後的政經文化結構(李耀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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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9/02/16

華航罷工事件落幕,勞資雙方取得某種程度的共識。瀏覽過去一周的新聞報導和相關的評論文章,主要焦點集中在機師工會的訴求是否合理、華航的回應、工會的角色以及一般民眾對於罷工的心態。某些評論也以比利時全國大罷工為例,從文化的角度評論台灣人的「奴性」和資方心態。這些觀點忽略了罷工能否成氣候、能夠持續多久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逼資方讓步,背後還有結構性的政治和經濟因素值得我們思考。

勞資權力的不對等

主政者的左派或右派思維:比較歐洲的罷工情況時,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以「國民文化」去簡單區隔民眾支持或反對罷工的思維,因此得出台灣是資方的天堂,勞工奴性很強的結論。勞工一來擔心秋後算帳所以沒有人敢開第一槍,二來是社會大眾對於罷工的反感所帶來的強大壓力,因此罷工總是難以形成或是不成氣候。
歐洲民眾或許較為習慣罷工,然而勞工學者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已經指出,多數內閣席次的組成是屬於左翼或右翼政黨有一定的影響力。背後的邏輯不難理解:左翼政黨可能較為同情罷工,或者從政治計算的角度,左翼政黨有著較多的勞工支持者,勞工也較可能透過和執政者的溝通來改善相關政策。這些政治性的因素影響了工會是否需要透過罷工來保障相關勞動權益、發動罷工的制度性機會結構是否足夠成熟以及發動罷工之後的可能後果(例如秋後算帳)。民進黨崛起時所主打的與勞工站在同一陣線,以及執政後至今的勞工政策,需要被更進一步地檢視和討論。
經濟情況和罷工後果:關於罷工以及資方是否願意退步,一個直覺的考量是罷工的經濟後果有多大。以華航事件來說,短短幾天的罷工已讓華航損失上億元。然而,除了考量資方本身的收益損失,歐美國家罷工為何發生以及規模大小,也取決於各國內部不同的經濟結構和全球化的影響。這些關於歐洲罷工的研究,主要針對各國經濟條件是否釀就罷工(例如失業率高低)以及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例如資方可透過遷廠來降低因為罷工所帶來的威脅)等等。
華航事件主要集中在機師的工作條件上,因此相關評論文章集中討論資方收益損失和旅客不便等並不意外。然而,台灣的經濟情況和罷工對於整體社會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衝擊,乃至勞資雙方在經濟結構中的權力不對等,是我們在未來關注是否可能有全國性的大罷工時,需要去著重的焦點。

落實勞資協商架構

最後,回到工會本身:工會的動員能力、會員人數多寡以及工會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例如合法罷工的法律規範)一向是研究歐美國家罷工能否成功、能夠持續多久的重要指標。邱毓斌教授日前(13日)發表的文章已指出,台灣的《工會法》在特殊的歷史結構下,工會本身缺乏集體協商的能力;更不用說大多數的職業工會,所扮演的主要是福利輸送(勞健保)的業務,甚至淪為資方的橡皮圖章。
在華航事件落幕的當下,資方雖承諾未來會繼續推動勞資雙方的溝通協商,然而政府是否能以此事件為借鏡,從制度層面上落實勞資集體協商的架構、改善對於工會發聲的管道、保障工會代表的權益(例如禁止秋後算帳),都是我們所應該去持續思考和討論的議題。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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