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蘋道:自由主義秩序與日德關係(沈家銘)

出版時間:2019/02/19

本月初德國總理梅克爾相隔3年訪日,梅克爾過去在亞洲較重視中國市場,此次專程訪日引發關注。雙方就簽訂情報保護協定以及維護自由與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達成共識,此協定日本已與美、英、法、義、印、澳與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簽署,藉以交換重要軍事情報。日本在2014年修改武器輸出三原則後,日歐(英法)的防衛合作快速進展,與德國除了一個半軌的日德安全對話外,並在2017年簽署《防衛裝備技術移轉協定》,每年召開防衛安全產業論壇。
梅克爾欲在大阪G20峰會前,釋放維護多邊自由貿易的信號。梅克爾自去年的G7峰會與上周的慕尼黑安全會議都與美國意見相左,美對同盟國課徵高關稅,造成兩國意見分歧。G7峰會除了居中協調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外,日方代表還有負責經濟事務的外務省審議官山崎和之,出身經濟產業省的官房副長官西村康稔,貿易議題是日方關注焦點。
川普上任後,重新強調經濟安全,並對美國長期負擔NATO防衛預算不滿,屢次表示要退出NATO,引起了盟國擔心被拋棄的擔憂。德國欲與法國成立歐洲軍隊,日本強化與NATO的合作,都是在國際戰略環境變動做出的應變。

亞洲重啟軍備競賽

建構主義大師Peter Katzenstein形容過去的國際秩序是在美國霸權(imperium)主導下的區域主義秩序,戰後美國把德國以及日本從過去的法西斯主義改造為擁抱美國自由主義價值的區域同盟國,霸權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的公共財,避免了安全困境。
戰前日本曾被稱為「亞洲的普魯士」,從醫學、憲法到陸軍等制度都以德國為師,二戰同為軸心國的兩國也面臨國際社會追究戰爭責任的審判。戰後迅速走向冷戰,1950年美國國安會NSC-68號文件開啟了冷戰圍堵戰略,日本與德國成為美軍前方部署的最前線,美國對日政策從非軍事化與民主化轉為反共優先,圍堵戰略教父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便曾在高坂正堯教授的陪同來京大演講過,美日同盟迄今是日本防衛政策的核心。
1951年吉田茂與美簽署《美日安保條約》,而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也在1955年加入美主導的集體安全保障制度NATO,艾德諾在1960年訪日與當時的首相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會面,雙方就貿易政策、東西冷戰交換意見,兩國元首會面有似曾相似之感。
冷戰的結束曾讓人以為自由主義的勝利,但全球化擴大了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所得差距,造成保護主義的抬頭。
今日國際秩序與美蘇冷戰,貿易壁壘分明大不相同,現在是非自由主義的中國在擁護多邊自由貿易制度。
另外一方面,人民解放軍自劉華清主持下開展深水海軍,與鄰國在東海、南海的紛爭更加白熱化,亞洲重啟軍備競賽。安倍在去年訪中改善關係後,確認在2008年達成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的共識,然而日本決策菁英對於共產黨權威體制仍不信任,強化擁有共同價值國家的安全合作維持嚇阻力,並強調奠基在法律規則的世界秩序,而非拳頭的大小。

長遠會重回均衡點

全球化造成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衝突,奠基在民主人權、紛爭的和平解決與自由貿易的秩序正面臨了挑戰,德日在面對國際戰略環境變動,將承擔起維持自由主義秩序的責任,正如自由制度主義大師John Ikenberry所言,自由主義秩序就像景氣循環,長遠來看會重新回到均衡點上。

日本特派員
作者為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生

《蘋果》「國際蘋道」專欄,邀請旅居歐美、日本、南亞、中東與非洲等地區的19位特派員,書寫其所觀所思,讓讀者透過他們的雙眼,看盡國際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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