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惠容專欄:集體性侵 集體縱容的結果(紀惠容)

出版時間:2019/06/16

衛福部最近公布2016到2018性侵案件的統計報告,有一項數字讓人怵目驚心,居然機構類性侵案件成長5.2倍,從39件成長到244件,會成長如此快速,是因為這些案件大多是集體性侵案件。

沉默縱容了加害者

集體性侵案件在台灣不是新聞,從學校到補習班、從機構到安置所,幾乎每幾個月總會爆發1件。仔細察看這些集體性侵案件,可以發現加害人可能是一位或少數,卻對多位脆弱處境的孩子進行性騷、性侵,而且幾乎都是經年累月的轄制,甚至有多達20幾年才被揭發。
勵馨服務過或服務中的集體性侵案件,常令我們非常心寒。不只是心疼孩子受傷的心靈,更心痛的是孩子一個個連續被傷害,而且這些案件可以長期沒有被揭發。探究其因,不是孩子沒有求救,而是本應保護孩子的老師、機構照顧者沉默、官官相護,理由包括,這樣老師領不到退休金,他年邁的父母、小孩怎麼辦?這完全不公不義,無視已被傷害小孩的權益。
為什麼台灣社會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長期集體性侵案件的發生?大人社會的沉默不就是對孩子的殘忍?沉默就是共犯,沉默者等於縱容了加害者可以繼續為所欲為。作家陳昭如撰寫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2014)《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2018),兩本書都寫到了集體性侵事件,沉痛地記錄了台灣這塊島嶼,如何要求性受害者噤聲,踐踏他們傷痛的心靈,又如何隱匿性加害者的罪惡,體制缺失因而被遺忘,共犯也不被究責。

封閉機構需吹哨者

前一陣子修《教師法》,為了讓不適任教師退場(包括性侵加害者),全國教師總工會大聲疾呼,「校長才是關鍵,因為啟動調查不適任教師的權限在校長身上,校長也有極高主導權,過去許多案例都因校長阻撓導致他們無法介入調查,或是因程序不完備,導致不適任教師無法退出校園。」但我認為關鍵不只是校長,而是所有擁有權力者、既得利益者的沉默、隱匿、包庇、縱容、掩護之下的結果,集體性侵案更是集體縱容的結果。其實,台灣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機構、學校的孩子繼續身處險境,尤其更應關注障礙者的脆弱處境。
福利教養機構大都收容脆弱處境的孩子,智能障礙者就是其一,他們身處封閉式的機構,很容易引發權利受侵害的情況,封閉式機構的服務模式,就是一種歧視的管理方式。《智能障礙者、性╱性別歧視以及隔離式機構共謀下的集體性侵》主要研究者陳伯偉指出,這樣隔離式的管理方式,限制障礙的居住權,減少障礙者與社區互動、他人連結的機會,更讓障礙者在遭遇性侵危機時,不易向外求援。再者,面對住民遭遇性侵、猥褻或暴力事件時,機構容易優先考量組織存續利益,這也讓障礙者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傷害。
面對學校、機構如此糾結的權力、利益結構,台灣需要勇敢的吹哨者,教育與社政單位更要鼓勵、保護吹哨者,才能打破官官相護的結構。我們不能再讓這塊島嶼繼續沉默下去,繼續容忍集體性侵可以無聲的存在於我們當中。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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