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風暴後,我的眼淚為誰流(周子恩)

出版時間:2019/07/08

猶記得早在2010年,我曾經因為香港政局寫過一篇《我的眼淚為誰流》。當時,我覺得特區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漸趨緊張,社會開始出現分化的跡象。其後在2014年的佔領運動,不少論者指出香港社會因「藍黃之分」變得撕裂。
但老實說,作為前線輔導人員,我發覺香港社會不單是撕裂,而是龜裂——政見不同的家人朋友掀起「unfriend潮」,暴力和白色恐怖陰霾密布,昔日和衷共濟的獅子山下精神漸成明日黃花。
正當大家以為後來的社運低潮期會為香港帶來更深刻的反思和沉澱,一場無以名狀,由反修訂《逃犯條例》帶來的6月風暴,卻為整個香港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情緒海嘯。

警員家庭成重災區

單以本人耳聞目睹的個案分析,目前備受情緒困擾的人至少有三大類。首先是曾參與集會,但無法與別人傾訴心事的人。
自從6月12日警方採用武力清場行動之後,已聽過好幾位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告訴我,他╱她們對聲音(腳步聲)、濃烈氣味(包括煙味)有異常過敏反應。他們不安恐懼,他們連日失眠╱發噩夢、他們不由自主的哭泣,但他們不太願意與家人討論事件,因為害怕遇上無理指責。
值得大家注意的重點是,上述的案主都是沒有參與任何衝擊行動的和平示威者,甚至只是路過湊熱鬧的普通市民。
「明明我沒有犯錯犯罪,但不知為什麼我晚上仍感驚慌,還不時聽到防暴警察將長盾猛力撞地的聲音。」這是一個20來歲的女孩子親口對我說的內容。事實上,6月12日當日,我在現場就看到不少全無裝備,甚至只是穿著校服的學生。明顯地,他們一心只是到場聲援,卻意外地目擊平日形象極為正面的香港警察執行超武力的鎮壓指令。
而對於那些沒有到過現場,只看過近乎官媒發布「衝突映象」的人而言,他們實在難以理解這些「現場實況」對當時人們造成的心理創傷。

除了上述一類,受情緒困擾的還包括因政見不同跟家人朋友爭執的人。事實上,他們未必有參與示威遊行,但由於各人抱持的不同政治立場,終引起家庭和同儕間的極大爭論。這種情況在政府問責官員選擇以龜縮方式回應民間訴求,並利用警民緊張關係作為緩衝策略以後更加激化。
就本人之觀察,成員中有人任職警務人員的家庭自然成為重災區。一名本來曾考慮加入警隊的年輕人對本人透露,「本來平日家庭和睦,但6月以來,家人已陷入近乎冷戰。大家都不敢在家人面前看電視新聞,生怕會釀成世界大戰。」
其實所謂情緒海嘯,指的是社會在巨大政治漩渦下,大量市民受衝擊而出現負面情緒。觀乎這次6月風暴對港人心理健康的衝擊,最嚴重的情節莫過於在多次大型和平遊行及武力衝突後,出現的多宗自殺個案。
當然,自殺者當中部分可能是平日已有情緒需要的人,但無可否認的是,他們遺留下的文字信息當中,明顯地附有強烈的政治訴求。
最令人不安及痛心的是,其內容直指因政府無動於衷感到失望無助,而為了挽救這些脆弱的生命,不少專業人士及志工夜以繼日在網上尋找疑似個案,甚至連影星杜汶澤亦曾加入搜救行動。單以本人有參與群組所累積的數字看來,由6月30日至今,已有超過300人次參與類似搜救行動。有參與者更向本人直言,目前的個人精神狀態已達臨界點。

光輔導治標不治本

解鈴還須繫鈴人,在此我必須負責任的告訴大家,由於事件仍未解決,目前一切輔導工作其實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措施。又,假若壓力的源頭仍在,甚至出現加壓的情況,如不公正的言論攻擊或不合情理的大型搜捕,負面情緒引發的海嘯將影響更多人。
值得留意的是,暑假將至,中小學生將有更多閒暇時間,這對於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的特區政府而言,絕對不是好消息。
撰寫本文時,正在參與退修營(Retreat camp,香港大學輔導學系活動)。當導師帶領我進行正念步行之際,我忽然聽到一個聲音:「雙腳接觸地面時,可感受你身體和大地的聯繫。」這句說話令我不禁淚如泉湧,故決定再次以《我的眼淚為誰流》為題,向廣大台灣讀者說明,一個教育工作者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的愛。

香港中學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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