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論:「判斷」是抵擋操控的最後防線

出版時間:2019/07/21

在西方社會有相當公信力的英國老牌媒體《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日前報導中國國台辦直接操控台灣特定媒體,指令新聞處理事宜。此報導引發該等媒體不滿,向台北地檢署提告;國台辦則指控民進黨政府為了撈取選舉私利,煽動兩岸對抗,打擊持不同立場的台灣媒體。陸委會對此表示,台灣媒體與新聞自主受法律保障,但絕不容許外力滲透及干擾台灣自由民主社會運作。
此事之是非曲直,自有主管機關NCC及司法機關處理,閱聽大眾心中也自有一把尺,此地毋庸費辭。然而,在新聞傳播進入高度發達的網絡社會,各種傳播型態推陳出新的後真相時代,傳播媒體是成為公民社會公共領域之論壇,還是成為「一九八四式政體」遂行輿論戰、心理戰之工具,事關我們跌跌撞撞走來之民主社會的未來,值得我們高度關切。
事實上,傳播媒體絕不是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在本質上是純然作為「獨立客觀」之獨立自主機制而存在的。沒錯,它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機制,作為公共生活領域政治論辯之論壇、文化意義之生產者、社會意識之創造者而存在,其神聖性甚至被抬高到《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那樣的高度,要為自由社會之幸福美滿的實現充當瞭望塔。

媒體守門角色式微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資本主義市場上的一種商品,有其商業現實性,也是掌握政經權力者的代言工具,但即便如此,這工具性也還存在著公共領域中自然形成的某些規範底線;但到了權力優位的極權社會,它就赤裸裸是一個傳達特定意旨、甚至謊言的工具。
正由於傳播媒體這種內在的兩面性,所以,新聞傳播媒體確也曾發揮過建構新社會之領航者或瞭望塔的角色。但確實,從有新聞那天起,就有置入性的「假新聞」、甚至謊言存在。所以我們在現實中可以看到,擅長製造、傳播不實新聞的媒體,往往會高揚新聞傳播媒體神聖性的一面,同時強調「捍衛新聞自由」。
在現代形式之新聞傳播媒體興起時,存在著「新聞守門人」的角色,他們定義什麼是新聞、什麼不是新聞,什麼是高明的意見、什麼是無足輕重的意見,這種意見市場中自然形成的「權威」,某種程度約制著公共領域中的意見市場秩序。但越到後來,這種有著「公共性」意涵的守門角色就愈見式微,公共領域中的公共判準不存在了,奧威爾《1984》所描寫的那樣,「真理部」應運而生,負責宣傳和修改歷史,以「糾正錯誤」。黑的就是白的。
台灣社會過去沒有公民社會的傳統,在民主化不久、公民社會還在茁長壯大的今天,除了要面對網絡高度發達之後真相時代的各種未曾經歷的問題外,還要面對「前現代」專制政體以後現代數位技術條件來遂行宣傳戰、心理戰的滲透,除了政府相關機構之立法、行政管理所構築之防護網之外,一種公民社會自有的能力有必要復活。

公民恢復判斷能力

古典「新聞守門人」之功能,有必要在每一個人的「判斷能力」中復活,在意見市場、思想市場中自然形成的「權威」中復活。
公共生活中「判斷能力」的復活是民主能力的強化,在公共生活中不放棄「判斷」就是抗拒民粹,這也是抵擋「真理部」的最後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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