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姦除罪】大法官蔡明誠挺除罪 但質疑釋憲「越廚代庖」

出版時間 2020/05/29
大法官釋憲。方萬民攝
大法官釋憲。方萬民攝

大法官蔡明誠雖認同通姦除罪化,但他提出部分協同意見書,主張民意輿論仍存有強烈反對除罪化的聲音,「宜在社會條件及適當規範配合下,優先以修法方式除罪」,若直接由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也應有更充分的論理,並應呼籲其他配套措施,以求衡平,他也認為今天做出791號解釋,是釋憲者替立法者「越廚代庖」。

蔡明誠指出,司法院大法官2002年所做的釋字第554號解釋,宣告通姦、相姦罪的處罰合憲,已闡明婚姻關係存續中,應如何限制配偶之一方與第3人間的性行為、應否以罪刑相加,「應由立法機關衡酌定之」,而當代民主國家雖有不少已將通姦除罪化,或逐漸減少以通姦罪作為處罰手段,但還是有國家基於社會文化、宗教因素,至今仍保留通姦罪。

蔡明誠認為,罪與刑的刑事立法,攸關國家刑事政策,往往委由立法者對刑事立法政策的形成,有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以符合民意要求,所以554號解釋認為立法者針對通姦、相姦罪的處罰,基於維護婚姻、家庭制度與社會生活秩序的必要所做的價值判斷,「沒逾越立法形成自由的空間」。

今天公布的791號解釋,認為婚姻所承載的社會功能趨於相對化,而婚姻關係中個人人格自主、包括性自主權,已更加受到肯定與重視,「《憲法》對此議題的定位與評價,自有與時俱進的必要」,並指554號解釋當年宣告通姦、相姦罪合憲所持的見解「已非無疑」,蔡明誠對此一多數看法,並不很認同。

蔡明誠認為,791號解釋並沒有足夠的說理與具體明確的指摘,去推翻554號解釋的見解,而且犯罪除罪化最佳的處理方式,應該是透過社會充分溝通,待討論成熟、達成社會共識,才進一步形成立法政策,但立法者多年來對於通姦除罪化議題,沒有積極立法作為,就是因為對社會因素有所顧忌。

蔡明誠認為,791號解釋是釋憲者替立法者「越廚代庖」,但關於婚姻家庭制度與性自主權、隱私權等基本權的探討,相較於554號解釋,「有何新穎之處,似不無疑問」,791號解釋結論雖可得到主張通姦除罪化專家的贊同,卻忽略社會仍存有高度反對除罪化的聲量。

蔡明誠認為,通姦除罪化議題並非純然合憲與否的是非題,「吾人需要更多時間及耐性面對此等社會問題,循民主機制進行社會溝通及形成共識,再由立法者決定是否除罪化」,且一併討論相關配套政策,「或許可減緩社會的衝擊,給予立法者更多形成空間」。

因此,蔡明誠直指司法權直接介入通姦除罪化議題,並逕予論斷是非,「或許並非最佳解決之道」。他指出,554號解釋對於婚姻家庭制度保障與性行為自由的調和或制約,相關論述「即使時至今日,仍有其延續適用的價值,於此部分,實不宜輕言變更」。

蔡明誠認為,791號解釋單以性自主權作為《憲法》基本權依據,立論周延度不如18年前的554號解釋,也沒調和婚姻家庭制度保障與個人自由基本權的衝突,尤其791號解釋認為國家可制訂相關規範維護婚姻制度,但通姦、相姦罪的處罰手段違反比例原則,需要更多說理,宣告違憲前,對於社會反對觀點,宜有更充分論辯,以回應外界批判聲浪。

此外,791號解釋一併宣告《刑事訴訟法》第239條但書准許對通姦配偶單獨撤告的規定違憲,蔡明誠認為解釋理由雖指此但書往往僅有報復第3者的效果、追訴審判過程可能加深婚姻裂痕,不過實際上,配偶一旦對簿公堂,不論刑事或民事,都未嘗不會互揭瘡疤,帶給受害配偶更重的壓力或傷害。

所以,蔡明誠認為,791號解釋沒講清楚,通姦除罪化之後,改採民事訴訟尋求救濟,對婚姻裂痕的擴大,與刑事訴訟有何差別。最後,他重申通姦除罪化議題需要更多時間及耐性,循民主機制進行社會溝通及形成共識,再由立法者決定是否除罪化,並設計配套措施,減緩社會衝擊。(黃哲民/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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