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醫學不是「黑幕」-回應陶昌文醫師

出版時間:2014/06/10 00:04

作者:吳易澄(馬偕醫院新竹分院精神科主任)

日前,陶昌文醫師日前在《蘋果日報》論壇版投書「那些醫學背後的黑幕」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40607/411742/一文,提醒社會大眾有關精神醫療與藥物治療背後,可能存在藥廠圖利的黑幕;同時該文也企圖以「科學立場」批判精神醫療「發明疾病」的問題。筆者同意在任何醫療的實踐過程中,必須謹慎檢驗過度「醫療化」的問題,但陶醫師的說法,恐在論述上過於簡化。

陶醫師暗示了抗憂鬱劑導致史哲維先生的自殺,在推理上可能過於粗淺,這樣的論述也忽略的對人的個人與社會處境的細緻檢驗。而陶醫師所言憂鬱可能為其他的生理器官因素造成,這與當今精神醫療的臨床實踐當然是一致的,現今精神醫療特別注重的,一直是對既有生理功能問題的重視,並且必須在鑒別診斷的過程中必須格外謹慎之處。但問題來了,若憂鬱不是起因於特殊的身體器官,那是什麼原因呢?

精神醫學在醫學論述中的確屬於較為特殊的一種,實因他的發展不同於生理與解剖學的基礎,甚至在診斷分類上仍必須仰賴對行為現象的觀察,因此在知識的操作與實踐上面臨更高的難度。然而在醫學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人類的精神行為現象逐漸開始得以藉由神經生理的基礎來解釋,並且也有越來越的實證報告佐證,因此藥物治療逐漸也成為精神醫療的重要工具,但也絕非唯一的實踐方式。

疾病的產生,的確有可能如陶醫師所提及的,是被某些企圖圖利者所「發明」出來的。然而筆者認為,疾病往往可能是受苦者在經驗與語義上,與醫療論述或社會文化相互協商的結果。這個過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滿著個人在疾病與自我認同的辯證,同時也考驗著精神科醫師在指認與治療疾病過程中,為病患的症狀與處境抽絲剝繭、藉由既有的醫學知識與同理心來嘗試為病人解決問題。陶醫師所提到的憂鬱症,或是過動症,在精神醫療的實作現場,都是必須經過這樣的過程來處理。

筆者也曾質疑陶醫師所提及新北市的過動篩減的政策,但這必須站在一個同時檢驗社會資源與教育文化的立基點上來理解問題;然而這樣的質疑絕非只是單純的批判醫療用藥,畢竟藥物的使用本身亦存在著緩解症狀與改善問題的實證基礎,然而更細緻的批評,除了針對科學研究方法的檢驗,更需要對社會文化問題進行一併的檢討,而非單純批評其診斷是表決而產生。即使診斷是經由表決產生或取消,我們更應該注意表決的行動背後的臨床經驗觀察,以及精神醫學建制化過程中,醫學診斷如何回應變遷中的社會而帶來人的行為與症狀的變化;這其中當然帶有以其自認科學方法來解決問題的目的,其意義也比「黑幕」一文的論述複雜得多。

陶醫師似乎也對「同性戀從精神疾病中除名」的過程也經由投票表決,帶有負面的看法;但這是精神醫療改革過程中相當精采的一環,凸顯的是精神醫學工作者對人的問題的理解所採取的謙卑立場。誠然,醫學當然也有可能出現傲慢的時候,陶醫師所提醒的藥廠利益,或是基於研究發表而可能產生捏造事實的情事,在當今的醫學,乃至於科學界,都仍不斷地發生。然而有些倫理規範與準則也是醫學研究者必須共同謹守的,例如假使一篇醫學研究背後有藥廠的贊助,那麼他應該在其研究發表的同時,對其立場與研究資源做充分的揭露。

感謝陶醫師的用心,提點精神醫學界所需要謹慎檢討的問題,筆者身為臨床工作者,實在也需要對反精神醫學論述抱以虛心受教之態度,共同為民眾謀求福祉。在反精神醫學論述中,在國外常見的是山達基的論述,在國內,這類的論述較無脈絡可循,但近日這類的論述有足見增多的趨勢,可惜的是這些意見往往較不傾向直接揭露其所屬的組織教派立場,因此留給民眾對可能承受精神相關疾病而尋求協助時無所依從的困境,以及醫學界對話的困難。

如果可行,我們也期待陶醫師站在其所屬山達基組織的公民人權協會(CCHR)立場,更進一步為民眾解釋在拒絕精神醫療之後可以採取其他另類治療的具體做法,以及科學上的成效,或許也能讓戮力於精神醫學臨床實踐與研究的同仁們有所參照,也讓民眾有辨明事實的機會。否則,一味地提出似是而非地批判,反而有可能讓病人延誤治療,失去享有健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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