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當我們彼此輕蔑

出版時間:2015/09/02 00:08

斯蒂芬茨威格描述二戰前住在歐洲的猶太人,與身處的社會有所隔離,因而渴望擺脫純粹猶太人氣質,進入他們眼中「普遍的人性」,藉由對知識與藝術的追求,他們成為維也納人、奧地利公民,而不再是獨特的猶太人。他們既努力要融入外頭那一片他們心目中更廣大的社會,又自覺不同其他公民,所以他們只能不斷在內部跟自己人競爭、比較,彼此輕蔑。

台灣循舊再度陷入認同爭議,我想起茨威格對猶太人的這段描述。台灣長期遭國際孤立,既是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憲法與護照,卻無法公開拿國旗、加入國際組織,出外旅行時,許多國家不願直接在我們的護照蓋章而另夾一張紙頁。我們的國民因之發展出奇特的國際觀:要不極力諂媚白種西方(及日本,其實就是富裕社會),西方就是先進,極力變成西方的代言人、文化仲介,連西方的種族文化階級觀念都毫不刪選地學了過來;要不盲目反抗西方,凡是西方來的價值,必定帝國主義、文化霸權,漠視了人性的共識、對美好文明的嚮往,對自身文化完全不願反省。

諂媚或反抗,當然均源自於自卑心態,因為自卑而自貶,因為自卑而自大,然而,自貶還是自大,依然面對唯一的西方,無意間,西方竟變成了父母一樣的權威角色,而我們只是對方文化豢養的青少年,只有模仿與反抗兩種關係,最終仍讓西方定義了自己。同樣的態度延伸到了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對中,要不唯諾屈膝,要不無知傲慢,最後,台灣的主體性依然不明。

台灣人爭吵史觀,拿國族主義去二次踐踏戰時日本殖民地婦女的人權,李登輝先生不挑戰日本軍國主義,連戰先生不質疑中國威權專制,關起門之後,我們撩起袖子,捲起褲管,用最兇惡的話語咒罵彼此,羞辱彼此,好像我們心中有個他者,這個他者才是我們敬重、值得對話與學習(如果不是取悅)的對象,而不是彼此。我們只跟自己人辯,蔑視自己人,為想像中的他者而互相撕咬。

每一個人都可以罵台灣。有時罵得極惡毒。這是我當台灣人的驕傲,也是我始終的不忍。台灣是政治最自由的中華社會,全球許多華人將己身的政治焦慮投射到這塊小島。新加坡搭車,司機滔滔不絕教訓我,台灣民主怎麼侵蝕經濟;紐約機場等行李,剛回台健檢的老華僑對我搖頭,嫌我們年輕一代沒出息;海外中國異議份子見了我,只談台灣總統選舉;搬到北京工作的台灣白領,嘲笑台灣越來越落後,慶幸自己跳了船。面對那一雙雙或譏諷或哀嘆的眼睛,我懂,因為罵台灣最安全,無需懼怕任何代價。

這些年,我這個處處被動遭罵的台灣人,理解到我的社會的意義。政治自由應是用來保障我們追求其它自由的權力,所以能創造文明價值。台灣人的主體性應由文明價值來定義,而非建構另一套國族神話。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應透過文明價值連接,國族主義從來不該是我們的選項,因為身為台灣人,我們比誰都明白它的狹隘性。認同台灣,應是認同台灣所代表的精神價值,而不是藍白拖、滷肉飯等簡單的文化符號。

重點不是誰是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是什麼。下次我們爭吵,請為了這點而吵。不是為了抽象的下一代,而是為了活在當下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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