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當正義成為法西斯

出版時間:2016/05/31 00:12

這個星期六去參加了一場令我感動的活動。中部的一個由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個案和家屬所組織的團體「台灣心動家族」,在台灣兒童精神醫學會的年會活動中,分享他們的治療經驗和努力的方向。

這些年來,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在世界上的研究地位越來越受到肯定。其中包括高淑芬、陳錦宏等中生代教授,都可以說是世界級的傑出學者。其中的陳錦宏教授,很多同行都不知道他在繁忙的學術工作之餘,多年以來還是撥出很多時間,在中部從事健保可以說是幾乎不給付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ADHD)孩童及父母的心理治療及教育工作。

一個好的精神科醫師,他們不是只有開藥而已。他們花了好多時間在門診,做的工作其實就等於是心理治療和心理教育。甚至往往門診的時間不夠用了,還在門診之外的場合,繼續付出心血幫助這些孩童和他們的父母,腦海完全都沒有閃過任何賺不賺錢的念頭,只是埋頭苦幹繼續堅持做對的事情。

所謂「健保可以說是幾乎不給付」,實在是因為健保的給付低到不可思議,有時甚至比最低工時的薪資都還要低。健保局的剔退比率又高,罰款更是數倍到數十倍,很多精神科醫師在門診做這些事,卻連最低價的簡報也沒有每一個個案都申請,只因為允許的數量實在是太低了。

在這其中,兒童精神科醫師是最辛苦的。他們多數的工作都是靠心理治療與教育,能夠開的藥事實上是十分有限,也知道不必去開不必要的藥。特別是有關ADHD,非精神科醫師的人士並不知道,七八年前台北市有一位兒童精神科醫師在門診對父母進行非藥物的教育團體,卻因為健保局認為ADHD是小孩子,而他們的父母本身沒有診斷,不可以勾選團體治療的費用,直接舉發當作貪污罪行,完全不願意做進一步的理解。

這件事後來花了好大的力氣,包括台灣兒童精神醫學會都捲進去了,這位醫師才沒有被判刑。但從此以後,再也不必有人敢勾選父母團體教育諮詢的費用了。

沒有兒童精神科醫師向健保局申請這一項費用,並不代表他們都不再做這工作了。陳錦宏醫師就是一個例子,他自己投入了時間和經費,幫這些人辦無數場的教育講座和心理治療訓練,免費編寫相關的教育手冊。
這些年來,ADHD變成一個熱門的話題。我自己是一個已經只看青少年的兒童精神科醫師,對ADHD的治療主張採取教育為主,但還是提供藥物的治療,認為藥物治療是十分必要的一環,特別是對嚴重的ADHD。

在門診的兒童精神科醫師,面對ADHD的孩子時,其中有一定比例是覺得應該開藥的。但是,他們做更多的是藥物之外的心理、教育和家庭的工作。

只是這樣的結果,卻十分痛心地被一般的社會人士認為所有兒童精神科醫師都只會開藥而已,就以自以為是的正義口吻,大聲撻伐。

正義人士的主張也許是對的,特別是在缺乏反省的階段,這樣的思考是讓我們的社會更豐富也更進步。然而,在一個缺乏思辯能力的社會,昨日的弱勢可能變成今日的壓迫者。一廂情願的指控,固然突顯了高亢的正義呼聲,成就了一些英雄式的理想主義,卻同時傷害了更多默默付出的人。特別是這些日子來,完全不懂得尊重專業的立法委員甚至開始要將這些原本是多元討論的進步,變成強制的法令。

關於ADHD,如果只是一昧地提倡藥物治療,當然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然而如果只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認為所有有關藥物的都是有問題,也是同樣的法西斯思考。這些認為自己是唯一社會正義代表的人士,將他們黑白分明的世界觀作為唯一的正確答案,只是將正義淪為一種對其他不同看法的迫害工具。

如果說官僚主義殺死了我們一半的愛心,那麼這些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正義之一方的這種正義人士更是殺死最後僅存的愛心。

在台灣,一半以上的兒童精神科醫師,下午的門診幾乎都是看到晚上八九點才下班的。如果他們只是開藥,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呢?然而,在媒體英雄的正義之劍暢快揮舞之際,那些忙到沒有機會上臉書的同仁們,已經被貼上了各種慘不忍睹的標籤了。

親愛的朋友,甚麼時候我們才能夠學會信任,學會信任你可能從來不認識的人?

我們的小島,是一個資源有限而前途堪憂的小小社會。如果我們在不願意學會互相信任,不相信不同於自己的人說不定也有一樣的積極、甚至更積極的付出;如果我們只相信自己才是唯一可能的正義英雄;如果我們的世界度依然是絕對的黑和白,那麼,在這個島嶼航向未來的路上,前途是勢必是堪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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