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靜怡、謝銘洋:《科技基本法》修錯方向應煞車

出版時間:2016/12/19 00:00

劉靜怡/台大國發所教授、謝銘洋/台大法律學院教授
 
在浩鼎案利益衝突爭議未解之餘,論文造假案又成了新聞焦點。這兩個重大爭議事件的共同點是均涉及學研機構高階行政主管,都潛藏產學合作利益甚至個人財務利益,而這也正是如何避免產學鏈結中所產生的利益,影響科學研究的客觀誠信,損及公共資源的公正利用與分配,國際上日趨重視的「利益迴避」規範核心關切所在。

然而,在總統「過時法令為創新帶來阻擾」的口號下,目前《科技基本法》修法方向,不但將掏空已搖搖欲墜的利益迴避法制,甚至會埋下更多爭議種子。

■鬆綁會釀更多風險
行政院提出《科技基本法》修正草案的目的,是促成研發成果擴散到產業界,其內容包括明定研發成果之收入(包含股票)排除《國有財產法》第56條等相關限制,放寬技轉兼職規定並開放公立研究單位人員及公立學校兼行政職教師可兼任董事等。但是,平心而論,受《科技基本法》規範的研發成果,畢竟仍有高度的政府經費補助特性,而此種受到公共資金挹注而衍生的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所得財務利益,畢竟難脫公共屬性,所以,學研機構對其管理及運用過程和結果是否正確,有無利益衝突等弊端,均應接受公共監督,才不至於暴露在利益衝突的「貪腐」風險下。尤其是在上述排除《國有財產法》相關規定通過後,若無真正足以有效控制利益衝突的配套制度,潛藏的利益衝突爭議將導致永無寧日的局面。這個配套不足的荒謬現象,正是我國未能周全思考技轉所涉利益衝突爭議的長期病徵。

此次修法的「鬆綁人才」,最大問題是第17條讓「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及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人員」排除適用《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前段「不得經營商業」之規定,以便讓公立學研機構專任研究人員要同時投入商業經營時,不必透過借調等手段達成,而是可以「同時保有」「商業經營者」與「學研工作者」的雙重身分,不再受兼職限制。此一鬆綁不但會創出高度的利益衝突潛在風險,在修法通過後,也會將本應以學研工作法定義務為唯一遵守準則的公立學研機構研究人員與行政主管同時兼營商業者,推向時刻必須面對「(專業)忠誠義務衝突」(conflicts of commitment)的境地。

換言之,技轉早已成為學研機構利益衝突爭議的主要根源,而此次修法等於是以法律手段創造出「科學研究」與「商業利益」兩個「不同角色」所擔負的「專業義務」間的矛盾甚至衝突。由於這類新創公司兼職通常涉及兼職者本身研發成果的技轉,因此,此舉不但可能提高技轉所涉及的財務利益衝突風險,甚至進一步創造出「同時扮演互相協商交易的對立角色」和「將公立研發實驗室當成個人利益輸送帶」的矛盾,同時大幅提升「機構利益衝突」和「個人利益衝突」的風險。

即使行政院草案中特別說明「研究人員為研究發展成果產業運用而兼職經營商業,除應依本法規範外,仍應遵守其他可能涉及之相關法規(例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但是在不見更嚴密且有效的利益迴避配套措施出現之際,上述說明只能說是故作樂觀的鴕鳥姿態。

更嚴重的是,上述草案通過後,將使「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可以兼營包括新創公司或技轉對象公司經營職位等任何形式的商業。然而,以強調新創與技轉的美國知名學研機構如史丹佛、麻省理工等為例,凡是涉及學研機構成員利益衝突規範及管理之事項,其主要責任大多必須由擔任行政職務者承擔,而機構利益衝突風險如何降低與控管,也是行政主管的義務,甚至,擔任行政職務的中高階主管,均須遵守比一般研究人員更嚴格的利益迴避規範。然而,我國此次修法卻與之背道而馳,將兼任行政職務者當成鬆綁主要對象。

■主管「球員兼裁判」
如此一來,不但賦予行政主管「球員兼裁判」甚至「扮演利益輸送管道」的「特權」,甚至在我國學研機構行政主管均掌握相當程度公共資源分配實權的現狀下,不但將使學研機構執行利益迴避規範的能力與有效性大打折扣,扭曲研究獨立性,還會使前述浩鼎與論文造假等涉及公共資源利益輸送爭議的事件,不斷上演且變本加厲。

總之,以「鬆綁」之名創造出難以測度的系統性利益衝突風險,掏空產學互動中利益迴避規範應有的效能,視公立學研機構應受的「公共監督」與「公共課責」為無物,是完全錯誤的修法方向,為了避免更大的醜聞災難不斷出現,應該立即停止眼前的《科技基本法》修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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