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社工心聲:看著家暴體制完整,也看著個人主體消逝

出版時間:2017/10/29 11:50

小陳/家暴社工
 
自台大潑酸案在媒體曝光後,社會對於專業保密倫理的討論風起雲湧,而看到前幾天有家暴社工站出來發聲同樣身為一線的工作者,我希望可以將社工的聲音持續發酵。
 
那些年曾經單純的家暴防治工作
 
還記得自己91年畢業時,奮力擠進了對於年資要求十分嚴格的保護性服務。當時常常要陪受暴婦女做筆錄,都得「拜託」警察大哥才能協助婦女跨區報案;而出庭時,也只能故作堅強地與婦女一起站在法庭報到台旁等待開庭,任由對方及其家人的責罵,還要擋在婦女前面,告訴自己「我不怕」;到了醫院,複雜的驗傷單、診斷證明書,還有甲種、乙種等區別程序,都得反覆跟醫院確認;而婦女若是帶著孩子住進庇護所,在網絡建構還不完整的情況下,有時只要一通電話告知學校孩子就學不得耽擱,老師們也都因心疼孩子,要社工快快讓孩子轉學。於是乎,在過去的年代,人跟人相處很單純,專業與專業間跨過不理解後,一切似乎仍有可能以解決眼前受暴婦女困境為優先。
 
同年(91年)台灣社會也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當時發生一起女童家內性侵案件,新聞每天輪番播放家屬畫面,追擊社工解釋自己的工作決策。台北縣家防中心主任在保護個案與一線社工的情況拒絕對媒體發言,事後引發該中心主任下台。這起事件對於剛進社工界的我來說,看見原來一個政府部門的主管可以這麼努力地捍衛社工專業。
 
家暴防治邁向體制化後的變質
 
後續又多起家暴致死案件發生後,中央開始嘗試施行重大案件會議,媒體繼續嗜血地捕捉家屬、社工的樣貌,挖掘當事者的過往,於是每個人都可以從新聞中捕捉自己的解讀,詮釋了他人的生命。一直到98年看著某次重大案件發生時,新聞拍攝到主責社工的身影時,我才驚覺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會這樣被曝露在媒體上被檢討著。
 
99年是我第一次參加高危機網絡會議,這是一個台灣政府去英國取經回來的新決策,社政因期待能有更多網絡一起投入家暴防治行列,於是社政拉起各網絡每月固定針對「高危機」會議予以討論。
 
這裡所謂的社政看似很大,其實也只是主責社工得負責報告每個月「服務」受害人情形,而警察則負責找到所謂的「相對人」對其曉以大義,這時常會發生以下幾種狀況:ㄧ、受害人不覺得自己是高危機,於是這時則會定義受害人是低意願高危機、沒有暴力敏感度,社工需要去「提升」受害人的能力;二、受害人尚未準備好要大張旗鼓地讓相對人知道自己驗傷、學校知道家裡衝突,這時受害人被定義為是太恐懼了,社工需要讓受害人知道網絡介入的重要性;三、受害人離開或相對人知道自己錯了,這時定義為介入獲得效果,社工處遇得宜。然不論哪一種狀況,我都不認為自己真的改變著他人,甚至成功扭轉了一個高危機案件的發生。
 
我只是愈來愈喪氣,懷疑著自己究竟如何擺放我的個案,又該如何繼續看待自己的社工專業?在會議上,面對專家學者的指責與主席的指示時,我離自己的個案好遠,我得如何在體制壓迫與婦女主體間找到平衡,還是每個月只能鋌而走險地度過每一次的會議,卻每日擔憂著哪一天新聞跑馬燈出現我熟悉的名字。
 
社工專業在體制與個案之間被撕裂
 
我從事家暴服務14年,這幾年我常常問自己在體制與網絡建構愈來愈完整之後,我真的更靠近個案了嗎?還是我只是更服膺了制度,背負了更多責任,也弱化與剝奪了個案主權,忘記了她(他)雖然是個案,但也是一個人,一個值得被尊重的人。
 
家暴服務是由許多可敬的前輩們透過多年倡議與努力才慢慢地建構成目前的機制,在警政設置家防官、在法院設置家暴服務處、在教育有三級輔導系統、在衛政試圖連結自殺與精神關懷,甚至還有許多我未提及的網路資源設置。只是當我們在不斷思索個案可能還需要什麼的同時,卻也把個案推向社會控制的漩渦中,於是我們串連了網絡,也被迫服務了報表、議員、媒體,卻回頭找不到我們的個案。
 
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工作仍有些盼望,請讓我們繼續這場接力賽(家暴社工的發聲),一起嘗試透過微小的力量思考翻轉這個體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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