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孫健智:防制醫糾還是防制濫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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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時間:2018/01/04 00:04
法界與學界憂心,在欠缺實證基礎下,立法院在上月底貿然通過《醫療法》修正,無助於解決醫界所擔憂的訟累,徒然升高醫病對立。圖為示意,與本文無關。資料照片

孫健智/台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爭議多時的《醫療法》,在2017年最後一個工作日三讀通過。據說修法限縮醫療人員刑事責任,目的在於避免醫療糾紛、減少濫訴、防止醫療崩壞。然而,專就醫療人員設置這樣的優惠,公平嗎?沒有侵害《憲法》上的平等權、訴訟權的疑慮嗎?修正條文是否真能達到前述立法目的?在限縮主觀構成要件的情形下,關於過失輕重的爭執,會因此變得緩和,還是反而更加激烈?在過失傷害、過失致死更難成罪的情況下,病患與家屬會不會改告別的,像是偽造文書(其實這種案子現在其實已經有了)?醫療人員從此能高枕無憂,還是反倒更疲於奔命呢?

這些,修法之前就已經有太多人說過了。撇開公平正義這些形而上的問題,修正條文根本無從達成減少醫糾濫訴的立法目的。要對付濫訴,光是修正實體上的犯罪構成要件,對於刑事程序帶來的負擔,毫無幫助,原因無他:刁民濫訴,就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哪會管你法律怎麼規定?

我們的社會通念本來就沒有「罪刑法定」這種東西,許多人更是分不清楚法律上的「有罪」跟倫理道德上的「可惡」或「沒禮貌」,而每個法院的轄區,都有3、5個「法院之友」,只要稍有不對勁,就會跑到法院或地檢署來遞狀提告。因此,檢察官偶爾都會碰到一種濫訴:即使告訴人講的統統都是真的,也不會構成犯罪。請問,要修正《刑法》裡的哪一條犯罪,才能防制這種濫訴?

比起這種空包彈式的濫訴,更浪費司法資源的,是假性財產犯罪,也就是以刑逼民。根據非正式的統計,它大概佔了地檢署檢察官5分之1到4分之1的案件量。筆者從事民事審判多年,就看過各式各樣的案件,本來只是欠債還錢這麼簡單的事,原告偏要一邊在地院民事庭起訴,一邊在地檢署提出詐欺告訴。無論對被告、承辦的法官、檢察官來說,都不堪其擾,原告卻樂此不疲。或許在儒家文化長期薰陶下,許多人很難理解,追究責任跟解決紛爭是兩回事。

作為訴訟案件,醫療糾紛固然有其特殊之處,但要防制醫糾濫訴,釜底抽薪之計,仍在防制濫訴。在這方面,目前司法人員手上武器,少之又少;司法圈內圈外的氛圍,也不鼓勵司法人員動用它們(這也是一種防衛性訴訟指揮)。濫訴的被害人──遭到濫訴的人民,還是被綁在法庭上動彈不得,已然稀薄的司法資源更形浪費。

身為司法從業人員,這一切都是現在進行式,無論被告席上的人是不是醫師或護理師;而司法資源皆是民脂民膏,我不能肆行揮霍,還自以為浪漫地說,人民提告是對司法有期待、沒有濫訴、都是甜蜜的負擔。《醫療法》的修正卻無視這一切,光拿「過失」這個概念作文章,豈不是看錯病症、給錯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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