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吳忻穎:地檢署不是免費討債公司—回應《台灣是詐騙共和國嗎》

出版時間:2018/03/09 00:06

吳忻穎/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這2天司法改革議題很娛樂,凸顯如若只是法院與檢察體系本身奮力改革,但是媒體素養與法治教育沒有改革,司法改革推個100年也不會成功。

除了3月6日某疑似綜藝節目化的政論節目call out嘗試「踢館」桃園地檢署公訴組的鬧劇 以外,還有3月7日某大學法律系大教授的文章 ,提出了法學上的新發現,令人嘖嘖稱奇。

光是閱覽該文前幾段,就可以看出,身為具有民事法律領域專業法律系教授,有可能在不太了解刑事司法程序之下,對於偵查程序充滿誤會,從此矢志讓本來已經被濫訴案件拖垮辦案品質與效能的檢察體系往錯誤的方向改革。

再繼續看下去,只要是內行的司法實務圈內人,會忍不住懷疑,如果真的是中立客觀民眾,怎麼會連承辦員警姓什麼都知道?用膝蓋想也知道,寫這篇文章的作者所謂的「深度關注」,很可能本身不是當事人、再不然就是當事人親友。

由於該文作者以法學教授的名義投書,又以「中立客觀」的筆調描述其「深度關注」台中市一件告訴案,質疑檢察實務對於假性財產詐欺案件大量不起訴處分是否符合《刑法》學理。檢察官的決定確實應該受到檢視,但是,該文不論對於偵查實務的程序,或對於假性財產犯罪的實體認定充滿誤會,為免大眾受到誤導後將大量民事案件送到警察局、地檢署,癱瘓刑事偵查之品質,有必要予以說明。

偵查的開始

廖教授文中提及「本案經本市鄭姓女警員慎重偵辦、以偵字案告訴」。這段話顯然是對於偵查的開始以及地檢署分案規則有很大的誤會,警察怎麼會變成告訴人?又怎麼可能會過問地檢署的分案案號?

依照《刑事訴訟法》規定,犯罪直接被害人或是與被害人有特定關係之人才能是告訴人。實務上,司法警察蒐證後將案件送至地檢署偵辦,叫做(廣義)移送,司法警察移送公文標題又分成(狹義)移送、報告、函送。移送與報告的區別在於移送司法警察機關的位階(例如警政署刑事局、各縣市警察局是移送,分局是報告),而函送則是告訴人撤告、顯然不構成犯罪之案件。上述的內容可能太細節了,身為法學教授,分不清楚移送、報告、函送不打緊,但是竟然連《刑事訴訟法》明文規範的名詞都有誤會,說警察是「告訴」,會不會太離譜了?

第二個誤會則是「以偵字案告訴」這句話,很明顯可以看出其誤會偵字案與他字案的分案規則。案件要分偵字還是他字,根本就不是警察決定,而是有分案規則的——有被告身分、有嫌疑事實之案件(注意,這裡的嫌疑事實不是指有罪門檻,而是只要有一個看起來好像有點可能的告訴事實,就算是嫌疑事實了,至於告訴人是否捏造事實,則是後續有無誣告的問題),就是偵字案件;至於被告姓名年籍不詳、告訴事實不清楚或是不知道是不是犯罪,地檢署分案是會分他字案,有待查明被告身分與告訴事實後再轉為偵案辦理。

實務上,只要是警察移送、報告、函送偵辦的案件,地檢署分案是大多都會分偵字案,因為實務上只有移送的被告可能不是真正行為人、被他人誣告構陷的案件,但很難想像受過訓練且公文會經過小隊長、隊長等核批的刑事警察會送一個姓名年籍不詳、什麼事實都沒有的案件到地檢署。

傳喚證人與調查證據必要性

廖教授文中又說,在他「深度關注」的那件案件中,「地檢署不僅偵查程序極端粗暴、單面向偵訊壓制被害人、拒絕傳喚證人、率性破壞案情」,這恐怕又是個誤會!

所謂調查證據與證人,是要看與構成要件事實的關聯性與必要性的,不是告訴人聲請調查什麼,都要鋪天蓋地亂查亂傳一通,否則,對於被告與無端牽連進來的證人,會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我們不能只站在一方的角度思考問題,如果證人能夠證明的待證事實與本案構成要件事實無關,那就根本不需要傳喚,否則,站在證人的角度,憑什麼因為告訴人要求檢察官傳喚,我就要跑地檢署去證明一件根本和案件無關的事情?

不然,如果告訴人聲請傳喚靈媒或神職人員,目的是要證明被告的「良心發現」,或是要被告或證人斬雞頭發誓,或是要賭一把出門會不會被撞死、被雷劈,以證明誰說的是實話,檢察官都要做嗎?

大家不要笑,真的有這種事情!這種事情,大家真的認為檢察官要傳喚或調查嗎?

所以請投書者應該講清楚,您所「關注」的那件案件,這位委屈的「被害人」所說被騙的「案情」到底是什麼?那件案件中的告訴人到底是聲請傳喚那些證人要證明什麼事情呢?

詐欺罪之構成要件

依照《刑法》規定,詐欺罪乃定式犯罪,必須依照這個順序進行:1.行為人施用詐術→2.被害人因而陷於錯誤→3.被害人因而交付財物。以上環節必須環環相扣而有因果關係,且不能倒過來。

此外,所謂的施用詐術,不是單純欺騙感情,就叫做騙,否則,我們從小到大不知道騙了自己的阿爸阿母多少次,大家小時候不都基於子女關係跟阿爸阿母「預支」(借)零用錢,「騙」爸媽會乖乖表現、考試都考100分,想當然耳當然十有八九都沒做到,錢也沒還給爸媽,難道這叫詐欺?父母親都嘛知道小孩做不到,給小孩錢是出於父母對子女的疼愛。如果是出於親情或男女關係交往而答應借錢,這種「情債」在經驗上與一般社會通念都不叫詐欺!偏偏實務上常見,心中對於感情存有執念的人,分手後心有不甘,於是來地檢署告前男友或前女友、前配偶在交往期間或婚姻期間借錢,但是因為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有什麼騙人的具體事實,而且借錢的原因是出於情分,大多都只能不起訴處分的原因!

接下來的問題是,借錢不還就是詐欺嗎?法律可不是這麼說的!重點在於「借」錢之初,行為人是不是一開始就不打算還錢了。這點很難證明,所以需要很多間接證據拼湊,實務上不起訴的原因都是查不到證明被告初始就有不打算還錢的證據。

請投書者說清楚,您所「關注」的這件案件,被告當初到底是怎麼「騙」的?這位楚楚可憐的「被害人」當初到底是基於什麼原因借錢的?

地檢署不是免費討債公司

教授文中又主張「此等所謂的『經檢察官偵查結果,認為屬於假性財產犯罪案』,由於不起訴處分、再議、交付審判制度的功能薄弱,經常就逃脫刑事、轉為民事,最終淪為無法追討的呆帳;造成人民巨大的冤屈與損失。 」

只要有點刑事司法實務經驗的人都會知道,因為打民事官司要錢,到地檢署告人不用錢,導致實務上大量單純民事案件遁入偵查實務,把偵查能量拖垮的事實!

誰不知道借貸沒有風險?如果有人跟你說自己缺錢,所以需要錢,你難道不需要自己評估風險嗎?沒有評估風險,要不到錢,就跑來地檢署告,利用免費的偵查資源幫你找人,甚至出動警察資源拘提、通緝,合理嗎?對於一個資金周轉不靈導致還不出錢的債務人,公平嗎?通緝的刑事司法資源是這樣用的嗎?大家知道免費的刑事偵查資源,其實是納稅人全民埋單嗎?如果全國檢察官一半的案件都是這類討債案件,哪裡還會有資源與能量偵辦真正的集團犯罪?

結果不願意繳納民事裁判費,把偵查資源拖垮之人,還可以理直氣壯地要全體納稅人來幫他討債,真是令人大開眼界!

投書就必須經得起檢驗!

教授表示,法務部規定待檢驗。筆者也認為,該檢驗的不只是假性財產犯罪改進方案,不起訴處分確定之案件書類更應該公開接受檢驗。不是有句話叫做:「海水退潮,就知道誰沒穿褲子」?只有將這些不起訴處分書公開,才能讓民眾發現,偵查資源是怎麼被濫用、被癱瘓的!

只要將確定書類公開上網,教授所「關注」的案件,不論是原先地檢署的不起訴處分書,或是高分檢的處分書,就會被公開,讓全民檢驗,到底是檢察官的決定有問題,還是當事人聲請調查的證據有問題,案件背後到底有什麼「玄機」與「情債」。

教授這篇投書所凸顯的問題,正是今年司改國是會議期間大家討論的「濫訴」關鍵議題,筆者認為,法務部應該發個新聞稿,將教授所「關注」的案件書類公開說明,這是個很好的法律教學案例題材,法務部應該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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