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施家榮:警方績效制度背後的政治常態

出版時間:2018/08/31 00:03

施家榮/雲林地檢署檢察官

近幾十年持續不斷有人指出警方績效制度帶來各種危害,特別是在警政署設置的各種「專案期間」,因查緝績效可以加成計算,各種違法調查或浮濫移送時有所聞,嚴重者如今年7月底所爆發,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多個分局在先前「斬手行動」專案期間,疑似以倒填日期之假通知書騙取檢察官拘票,輿論為之譁然;又例如8月19日,有甫提出辭呈的鑑識巡官在臉書「靠北警察」粉絲專頁指出:現在連鑑識人員都被要求績效了!然而值得深思的是:既然績效制度大家都知道有問題,為何多年來未見大幅調整或廢除?

首先必須說明的是,警方的行政層級及獨立性都不高,只看警方最高機關是「隸屬於行政院內政部的警政署」就可得而知;而在公務體系中,「迎合上級的喜好」往往是升遷的重要手段。也因此,在考慮警方為何要堅持目前形式的績效制度時,必須觀察一下警方的上級(也就是執政者)對警方是否有明示或暗示對於績效制度的看法。

回顧近1年多的新聞,我們可以看到在安居(緝毒)、斬手(詐欺)及青春(少年)等各種警方專案執行後,行政院長就會出來頒獎表揚,總統公開談話時也會多加讚賞,警方專案的數據因而成為執政者的政績。當執政者表現出對於績效數據的讚賞時,那麼作為下屬的警方為求升遷或獎勵而瘋狂地追求績效,也就一點都不令人意外了。

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再往前回顧,雖然近幾十年來有數次改朝換代,不過歷代執政者對警方專案的頒獎、讚賞及引為政績等模式卻沒變過;正是多代執政者持續明示支持績效,今日警察才會如此瘋狂,甚至不惜以犯罪方式追求績效。

再來,歷代執政者為何需要警方的績效?如果我們觀察台灣的政治生態,不難發現台灣經常處於選舉狀態中,以近年為例,每兩年就會有一次全國性大選(如2016年的總統及立委選舉、今年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在這種氛圍下,執政者需要一些速食性的政績來鞏固選情,因此難以期待執政者做什麼百年規劃,反而是警方短期專案弄出來的績效,乍看之下屬於客觀數據,又能滿足民眾對於犯罪的厭惡,因此警方的績效會是執政者拼選舉的利器。「上」既有所好,「下」自然只能乖乖遵從了。

至於績效(犯罪)愈多是否代表治安愈不好、犯罪預防做得很差?被緝捕的人犯將來有多少會被檢察官作不起訴處分?宣稱查獲的「毒品」送驗結果還會不會是原來的毒品?這些太複雜了,沒人會關心,選民也不會想到警方的績效數據不可靠。

或許有人會說「本於行政體系中的上下級關係,執政者本來就可以對警察下指令」,話雖如此,不過當這種指令會迫使基層警察必須要以違法盤查、違法搜索或違法拘捕的方式來滿足績效,甚至需要製作假通知書以騙取拘票時,那當然不會是法律所容許的上級指令。

回到一開始的話題,需要什麼樣的前提才能對現行績效制度做大幅調整或廢除?一方面,筆者要呼籲執政者,不能因政治、選舉考量而鼓勵績效制度,以免警察的辦案方式被過度扭曲。二方面,也請全國民眾要正確認識,績效(犯罪)很多並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那只代表治安真的很差,而且所謂績效不過是警方自行宣稱的數據,將來嫌犯可能被檢察官不起訴,查到的二級毒品說不定驗出來是四級毒品,總之一切都是未知數;當民眾有這樣的認知,政治人物也就沒必要鼓勵績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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