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後殺人,何以還能減刑輕判?

出版時間:2018/11/04 09:33

簡松柏/台南高分院公設辯護人

《「無法預見酒後殺妻」,包租公改輕判8年刑》報導所指的酒後殺妻事件,這事件的被告能否減刑、先後判決為甚麼會有歧異?其實與《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解釋有關。
 
關於行為人的「責任能力」狀態(應否承擔刑事責任、得否減輕刑罰的精神狀態),《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的規定是:「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代稱:心神喪失)「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代稱:精神耗弱)
 
此外,在這兩個規定之後,立法者在同條文第三項也制定了一個排除適用規定:「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這個排除規定所指的行爲,在學理上,一般稱之為「原因自由行為」(簡言之:侵害法益的時候雖然因為『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而不自由,但造成這不自由的原因事實,行為人有自由決定的能力,所以,這類行為的行為人應負完全的刑事責任)。
  
一、立法理由

《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這關於「原因自由行為」的規定,立法理由說:「按犯罪之成立,當前刑法理論咸認行為應具備犯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有責性後,始足當之。責任能力之有無及其高低,為犯罪有責性判斷之一要件。關於責任能力之判斷,依通說之規範責任論,應就行為人所實施具備構成要件該當且屬違法之行為,判斷行為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以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倘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前述能力,係由於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而行為人仍能實施具備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行為,依規範責任論,即難謂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

本文的認知:

1.這個法律條文規定的本身,很籠統。以「醉酒」為例,依照「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的「表面文意」來看,這很容易使人誤以為「醉酒」之後與人衝突、致人喪失生命的行為,本於「醉酒」狀態是行為人「故意或過失」所自行招致,所以一律都成立「殺人罪」、並且一律都沒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規定的適用。

2.「原因自由行為」的意涵當然不會是上面所說的這種意思。從立法理由裡的「倘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前述能力,係由於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而「行為人仍能實施具備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行為,依規範責任論,即難謂其屬無責任能力或限制責任能力」的文意來看:

a.「行為人之欠缺或顯著減低前述能力,係由於行為人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這與「行為人仍能實施具備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行為」,其實是兩個不同層面的事。
 
b.這裡所說的「行為人『仍能實施』具備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行為」,到底是甚麼意思?也就是說,「行為人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欠缺或顯著減低前述能力」這樣的事實,在「有責性」的判斷之外,此與判斷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仍能實施......』)會有甚麼關連?這個問題絕對不是「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這簡單的文字所能說得清楚。

c.「心神喪失」的解讀,其中一部分是相當於「無意識」狀態......「原因自由行為」與「構成要件該當性」的關連,最主要的意義其實就在於「認定」行為人侵害法益的當時是否仍然存在「構成要件」之「故意」。換言之,行為人「為甚麼要」或「為什麼會」自陷於《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規定所指的精神狀態,這個認定,在「有責性」領域之外,事關行為人侵害法益行為是否該當於「構成要件」之「故意」而成立「故意犯」。
 
d.在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斷上,行為人的具體行為經判斷具備某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及「違法性」之後,才會進入這條文第三項所指、與「有責性」相關之「不適用之」的責任有無或輕重問題。同樣以「醉酒」為例,行為人想要殺害A,所以糾伴飲酒,希望藉酒壯膽......最終,行為人是在「醉酒」之後「心神喪失」的精神狀態下,持用棍棒接續猛擊A的頭部;頭部受到重創的A,因此而喪失性命。在這種情況,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具備殺人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也就是說是否具有殺人罪「構成要件」上的「殺人故意」?這「殺人故意」有無的判斷,應該定準於甚麼時點?是依據行為人「飲酒」之前(或飲酒之時)的時間、還是「醉酒」「心神喪失」持用棍棒接續猛擊A的時候來認定?以上這個問題,《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的規定,其實完全沒有「具體」、「明確」指明。

e.就d.這個「心神喪失」的舉例,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構成要件」之「殺人故意」的時點,自然是「行為人飲酒之前(或之時)」。認定行為人「飲酒之前(或之時)」具有「構成要件」上的「殺人故意」,緊接著,《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的規範意義就顯明出來(即:在這種情形,侵害生命法益當時雖然是『心神喪失』,行為人的行為仍然成立『殺人罪』、行為人仍然要承擔完整的『殺人罪責』,也就是沒有第一項不罰規定的適用)。
 
二、最高法院歷來判決的見解
例如107年度台上字第2672號刑事判決關於《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解釋,這是最高法院判決歷來的見解、一致的見解,並且「約略」的指出「原因自由行為」的三種可能型態,即行為人:

1.「在精神、心智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時,本即有犯罪故意,並為利用以之犯罪,故意使自己陷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而於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與依辨識而行為之自我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已不具備完全責任能力之際,實行該犯罪行為。」

本文的理解:在這種情形,無論行為人在著手實行「構成要件」行為時的精神狀態是「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一律都成立「故意犯」;依據《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在這種情況之下的「故意犯」,都沒有同條文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的適用。
 
2.或「已有犯罪故意後,偶因過失陷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時,果為該犯罪。」
本文對於這段解釋,其實是無法正確理解的。這段文字所指的情形,「犯罪故意」與「陷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的原因事實之間,其實並不存在前述1.所指的連結(利用關係)。正因為兩者之間並沒有1.所指的連結,那麼,在「偶因過失(編註:不是為了犯罪)陷入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時,果為該犯罪(編註:果為該法益之侵害)」的情況下,如何能夠以「故意犯」來論究?又在這種情形,本文的看法:

a.原則上,於「心神喪失」情況底下,因為行為人在侵害法益的當時,或者不具「構成要件」之「故意」、或者不具可責的「心理狀態」(責任能力),所以不能成立「故意犯」(就『故意犯』而言,因不具『故意』或『有責性』而無罪;但依其情形,仍也可能成立過失犯);在「精神耗弱」情況底下,仍應具體判斷行為人在侵害法益的當時是否具有觸犯該犯行的「故意」,不能單單因為之前所存在的「故意」就直接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具有「構成要件」之「故意」而成立該「故意犯」。這也就是說,在以上這類情況之下的法益侵害行為,就「故意犯」之「成立」而言,並沒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適用(註:此外,是否另行成立過失犯、成立過失犯之後的量刑,這是另一個思考問題)。

b.例外的情形,行為人「已有犯罪故意」,並且「知道」(預見)自己在「怎樣」的情況下陷入「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極可能」就會侵害那「已有犯罪故意」所指的法益,例如:行為人厭惡A,之前「已有殺害A的故意」,但尚未決定何時著手實行;這行為人「知道」自己「酒醉」之後容易會有嚴重暴力行為,稍有衝突,「極可能」就會對他人施加危及生命的嚴重暴力;某日,行為人竟與A一起喝酒、喝到爛醉......果然衝突發生,行為人果然對A施行足以致命的暴力,A果然因此而喪失生命。這種情形與「間接故意」的情節極為相近,所以在這種條件之下,對於行為人這個「原因自由」所接續的行為,「應該」可以與之前的殺人故意合併觀察、單一評價,而採行1.所說的結論。
 
3.甚或「無犯罪故意,但對客觀上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能預見之犯罪,主觀上卻疏未注意或確信其不發生,嗣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陷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之際,發生該犯罪行為者。」

本文的理解:「無犯罪故意」指的是「自陷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的時候,行為人並無犯罪的故意:

a.行為人沒有犯罪的故意,這與1.的情形有別,所以並不成立「故意犯」。

b.沒有犯罪故意而不成立「故意犯」的侵害行為,在法律有處罰「過失犯」的情況下,仍然有可能會成立「過失犯」。在這種情況之下所成立的「過失犯」,依照《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不能有同條文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的適用。
  
三、本件殺妻案例應適用《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本案例被告所涉及的殺妻行為,應否適用《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高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351號刑事判決採肯定見解(判決主文:李00殺人,處有期徒刑拾肆年。又,這個判決之後被最高法院所撤銷):

1.這判決引用如二所指最高法院歷來判決關於「原因自由行為」的見解,然後籠統的說:「是原因自由行為之行為人,如於精神、心智狀態正常之原因行為階段,對犯罪事實具有故意或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得預見,即不能依前揭條文。」(編註:前揭條文指《刑法》第十九條第一、二項規定)
 
2.依據所調查的證據,這個判決說(摘要):
a.「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案發當日飲酒之前有殺人犯罪之故意。」(編註:不能認定被告在精神、心智正常,具備完全責任能力的時候就具有殺妻的故意;也就是不能證明被告是為了遂行殺妻犯行而故意飲酒、使自己在陷入『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狀態來實現殺妻犯行。)

b.「被告於案發當日與被害人共同飲酒之前,應能預見其於飲酒後,可能與被害人發生口角爭執,進而攻擊被害人之事實發生。」(編註:被告與他的妻子共同飲酒之前,他有能力預見、且應該已經預見自己飲酒之後『可能』會與妻子發生口角爭執、『可能』會進而暴力攻擊妻子。)
 
c.「堪認被告與被害人共同飲酒,被告於酒後受酒精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係被告過失自行招致。」(編註:從判決全文來看,這個判決其實是認定被告在飲酒之後,於『精神耗弱』的狀態下萌生殺人故意;又判決的意思,因為這『精神耗弱』狀態是被告飲酒所自行招惹,依照《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不能適用同條文第二項規定來減刑。)
 
四、結語
1.如二所示,最高法院歷來判決所採取的見解,其中二之1.及2.是指自陷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之前,行為人已經萌生「構成要件」之「故意」,而應成立「故意犯」的「原因自由行為」;其次,二之3.所指的「無犯罪故意,但對客觀上應注意並能注意或可能預見之犯罪,主觀上卻疏未注意或確信其不發生,嗣因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自陷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狀態之際,發生該犯罪行為者。」則是關於「原因自由」之「過失犯」所為的解釋。

2.自陷於「精神耗弱」之前不具犯罪故意,在這自陷的「精神耗弱」狀態之後才萌生某罪「構成要件」之「故意」的情況......例如本案例,在飲酒自陷「精神耗弱」之前並沒有「殺妻故意」,被告是在「精神耗弱」的狀態下與妻發生爭執之後才產生「殺妻故意」,這樣的「故意殺人」犯行有沒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適用(即能不能適用同條文第二項『精神耗弱』規定來減刑)?

a.如前所引,高等法院106年度上訴字第2351號刑事判決認為這情形有《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的適用,不能適用同條文第二項『精神耗弱』的規定來減刑。 
 
b.本文以為,從有責性(有無責任能力、責任能力的高低)的觀點來看,被告既然不是利用「自陷『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來故意犯罪、而且之前也沒有「殺妻故意」,就「故意殺人」這個「故意」層面來說,此與一般殺人犯的犯行並沒有甚麼區別,也就是說這情形與「原因自由行為」所指、所要解決問題的關連也極為薄弱、甚至沒有關係。既然如此,那麼,這個案例所指的殺妻犯行自然也就無涉於《刑法》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而沒有這個規定的適用。
 
換言之,這種在「精神耗弱」下才萌生構成要件「故意」的「故意犯」,法院仍然可以依照個案的具體案情,決定是否適用同條文第二項規定來為被告減刑(註:第二項的規定是『得減輕其刑』,因此,可以適用這規定的結果,並不是非減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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