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島移工6】三道高牆 移工的世界看不見司法正義

出版時間:2018/11/14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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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被性侵,但這裡的司法卻給不了我正義。」想起指染自己3次的雇主未被起訴,菲律賓移工Alice憤恨難平。其實,沉冤莫雪又何止Alice,法界推估,移工性侵案一旦進入司法,起訴率將只有3成不到;究其原因,語言高牆、舉證艱難,加上檢調對「完美被害人」的想像,在在讓移工對台灣的司法灰心。
 
第一道高牆>> 語言隔閡
 
「『語言』是很大的問題,」談起移工在司法裡的困境,扶助性侵案多年的律師林靜文點出第1個難處。她說,同樣是性侵案件,假使受害者是台灣人,那麼當案件進入警察體系,會有婦幼隊的女警幫忙做筆錄,到地檢署也有溫馨談話室,隔離原告與被告,「但如果是移工,他們在語言溝通上就會先遇到問題。」
 
目前警局承接移工性侵案的流程是:員警會先通知負責外國人事務的「外事警察」,待他們聯絡翻譯人員後,再與婦幼隊一同為移工做筆錄。不過,林靜文觀察,各地的外事警察與婦幼隊,彼此間的配合並非都十分順暢,「比如找翻譯可能要等一陣子,或是先找移工的同鄉,可是這些人多數是不懂法律的。」
 
法官王子榮提醒,司法翻譯存在一定難度,「檢察官、法官或警察訊問時,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是需要非常多技術的成分才可以保障(被害人)。」台灣人在同樣情況下,可以找律師或尋求法律扶助,但移工只能透過通譯回答問題,「一個通譯要理解法律用語,又可以完整翻譯成被害人使用的母語,這其實非常困難。」
 
林靜文以自己經手過的案件指出,有些移工面對檢察官詢問細節,由於與翻譯人員的溝通發生問題,無法準確描述,「導致她沒有辦法確切的指出時間、地點、犯罪行為,以至於檢察官認為你的人證、物證不齊全,因此做出不起訴處分。」
 
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分析,司法通譯是一項需要了解「語言」與「法律」的專業職能,但國內不僅沒有相關培訓制度,南亞語系翻譯人才也不足,多數狀況都是由外配或華裔充任。
 
陳允萍說,儘管目前警政、司法機關都有編列翻譯人員名冊,但素質良莠不齊,無法準確客觀地翻譯,影響移工司法案件的判決品質。他建議,政府應建立司法通譯的證照制度,使其成為一件專業職能,而非司法辦案的工具。
 
第二道高牆>>  完美受害者
 
此外,部分檢察官面對移工性侵案時,會套用一般性侵案的經驗法則,例如:「被害人被性侵後,應該立刻對外求援,不該繼續停留在危險的環境。」而對於離鄉背井的移工,是不是也能用相同標準?是許多NGO的共同疑問,「移工的處境裡,還存在權力不對等,也就是上下服從、優勢弱勢的問題。」律師李衣婷分析。
 
群眾服務協會負責人汪英達,也提出同樣看法。他說,對於被性侵的移工,部分檢察官會有許多「完美被害人」的想像;而想像與想像間,卻又矛盾且缺乏同理。例如,被害人「必須」是弱小的,但他們遭遇性侵時,卻應該是積極反抗的,「他們(檢察官)常會問:『你有手機,為什麼沒求救?你行動沒受限制,為什麼不逃?』」
 
有時,移工甚至會被質問:「你為什麼沒有攻擊他(指性侵者)?」對此汪英達解釋,移工被性侵的當下,身體被控制住,根本難以行動,「如果她做出任何傷害對方的事,可能會被嚴重攻擊、甚至遭到殺害,所以很多人在這種情況下,只會想:『我就配合你,趕快結束,不要再讓我有更多傷害了。』」
 
律師李衣婷也表示,如果沒有符合檢察官預設的理想被害人,「(檢察官)極有可能推導出『不起訴』的結論,因為他會質疑被害人證詞的可信度。」在Alice的案件裡,檢察官便質疑她沒有離開性侵現場,也講不清被性侵幾次,導致即便有雇主的精液DNA鑑定報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鑑定書,都無法起訴雇主。
 
第三道高牆>> 舉證困難
 
「性侵害案件,本來就不容易成立。」林靜文分析,性侵發生地點通常很隱密,且多數只有加害者、被害者2人在場,「被害人一定是猝不及防,不可能自己為自己蒐證。」法務部資料也顯示,台灣每年約4000多件性侵案被通報,但因為舉證不易,起訴率僅4成出頭;若被害者限縮在移工,「(起訴率)大概剩3成,甚至只有2或1成。」
 
林靜文指出,因為語言與文化的差異,許多移工不僅不懂如何表達自己被性侵,「也不知道該如何舉證。」有時候即使有性侵的診斷證明書,也不一定能成為證據,「因為被害人結過婚或之前有性經驗,就不見得能證明是被告造成的。」甚至有加害者還會辯駁:「她自願跟我發生性關係,並不是我強迫她。」
 
在Alice案件裡,她保留雇主擦拭精液的衛生紙,並在後續取得精液DNA鑑定,確認精液就出自性侵她的雇主,但該案依舊不被起訴。Alice的委任律師李衣婷說,精液鑑定只能證明有性行為的有無,「但是性行為怎麼發生,是自願?是強迫?還是利用權勢?並沒有辦法從精液DNA鑑定去推論。」
 
誠如前述,性侵案多數隱密性的犯罪,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情,司法機關要判斷是侵害行為、還是合意,本來就比其他犯罪事件困難,李衣婷說:「也是因為這樣,我們希望有精神科的鑑定報告,來輔助司法來判斷被害人的陳述是否可信。」

 (新調查中心侯良儒、陳偉周、林奐成、吳宜靜/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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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黑數產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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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移工面臨司法程序,法扶律師林靜文表示,「『語言』是很大的問題。」陳偉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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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王子榮指出,「一個通譯要理解法律用語,又可以完整翻譯成被害人使用的母語,這其實非常困難。」林奐成攝
法官王子榮指出,「一個通譯要理解法律用語,又可以完整翻譯成被害人使用的母語,這其實非常困難。」林奐成攝

群眾服務協會負責人汪英達分析指出,對於被性侵的移工,部分檢察官會有許多「完美被害人」的想像。侯良儒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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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李衣婷分析,「移工的處境裡,還存在權力不對等,也就是上下服從、優勢弱勢的問題。」林奐成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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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陳允萍分析,司法通譯是一項需要了解「語言」與「法律」的專業職能,但國內竟沒有相關培訓制度。陳鼎仁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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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的移工得不到司法正義,只能仰賴信仰,獲得心靈上的慰藉。陳偉周攝
受害的移工得不到司法正義,只能仰賴信仰,獲得心靈上的慰藉。陳偉周攝

教堂牆角長出小樹,象徵著移工們在雖然處在台灣的社會邊緣,卻為了當初的夢想咬牙口撐。何柏均攝
教堂牆角長出小樹,象徵著移工們在雖然處在台灣的社會邊緣,卻為了當初的夢想咬牙口撐。何柏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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